2009年4月，北京一家医院的病房里，年届九十七岁的黄华病情沉重，已经很少长时间说话。可在昏沉之间，他反复念叨着一个名字：“舒暲在哪儿？”
这句话传到舒暲耳中时，他立即赶往医院。何理良俯身告诉黄华：“舒暲来看您了。”舒暲伸出手答道：“我来了。”黄华听见后，紧紧握住他的手，久久没有松开。
这不是普通的上下级关系。几十年相处中，舒暲既是黄华在外交工作中的助手，也是晚年共同推动国际友人研究事业的同事。许多往事，正是从这些细节里留下来的。
1963年10月，舒暲随画家朋友前往加纳举办中国画展。当时，黄华担任中国驻加纳大使。展览筹备期间，他没有只在一旁观看，而是亲自到现场帮忙挂画，还向中国工作人员介绍当地木雕艺术。
黄华对舒暲说：“展示自己，也要向别人学习。”话不长，却点出了对外文化交流的要义。那时的中国刚刚打开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画展不只是展出作品，也承担着让外国民众了解中国的任务。
舒暲后来逐渐明白，黄华看重的从来不只是礼宾场面，而是场面背后的判断力。外交工作看似平静，实际处处需要分寸，稍有疏忽，就可能被人误读。
1968年，毛里求斯举行独立庆典。特殊历史环境下，中国驻外使节大多奉调回国，周恩来坚持让黄华留在外事岗位上。于是，黄华代表中国政府前往毛里求斯，舒暲也随行协助。
抵达机场时，大批华侨举着五星红旗迎接中国代表团。舒暲回忆，看到那样的场景，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对远离祖国的华侨而言，这面旗帜不仅代表一个国家，也寄托着他们对故土的感情。
庆典期间，黄华被邀请参加英国总督主持的集体接见。各国代表按照英文国名排序，一名华人代表的位置恰好排在字母“T”之前。黄华立即警觉起来，担心有人借排序制造“两个中国”的政治含义。
他把舒暲叫到身边，让他赶紧弄清楚。经过询问才发现，那个“T”指的是泰国，并非台湾。误会解除后，两人都松了一口气。这个细节看似寻常，却说明黄华对涉台问题始终保持高度敏感。
同年8月，黄华又赴刚果（布）出席独立八周年庆祝活动。抵达前，当地政局已经发生变化，马里安·恩古瓦比率部发动政变，原有政治格局被打破。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黄华没有仓促表态，而是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外交原则。
舒暲跟在黄华身边，看到的不是书本上的外交理论，而是一个外交官怎样在复杂局势中保持稳定。正是在这些任务中，他逐渐熟悉了礼宾、联络、判断和应变，也真正理解了“原则”二字并非抽象口号。
多年后，两人的工作重心转向国际友人研究。1984年，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成立，黄华担任首任会长。这个机构关注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等国际友人，目的在于整理他们与中国革命、建设事业有关的经历。
黄华离休后，仍担任多个民间团体的领导职务。舒暲受邀到友研会工作，承担联络和具体事务。1993年3月4日，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在北京大学成立，舒暲兼任副秘书长，负责对外沟通。
黄华工作抓得细，却很少用命令式口吻。1999年6月，他曾写信给舒暲，建议翻译斯诺基金会访华团材料中的一篇文章，结尾只写：“如何？请酌定。”一个“请”字，足以看出他的处事风格。
有一次，舒暲和同事到黄华家汇报工作。谈完之后，黄华坚持留两人吃饭。两碗鸡汤端上来，黄华让他们先喝，随后夫妇二人喝起啤酒。舒暲这才意识到，鸡汤大概就是专门给客人准备的，黄华待人朴实而周到。
黄华与斯诺的情谊，也深深影响着舒暲。2005年7月，斯诺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已经九十三岁的黄华冒着三十四摄氏度的高温准时到场，讲述斯诺到达陕北、采访中国革命以及生命最后阶段的往事。
斯诺病重时，黄华奉周恩来指示前往日内瓦探望。那次见面，斯诺一度昏迷，醒来后认出了黄华和马海德，紧紧拉住两人的手。黄华晚年仍反复提及这段经历，说明这份友谊在他心中分量极重。
病房里的那次见面，舒暲向黄华汇报《友谊长存》即将印刷，封面采用黄华题写的四个字，书中还配有图片和中英文文字。黄华虽然身体虚弱，仍追问友研会办公地点等具体问题，听到书即将出版，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在舒暲看来，友研会几乎凝聚了黄华晚年的大部分心血。黄华念叨舒暲，并不只是想见一位熟悉的工作人员，更是惦记着一项尚未完成的事业。2010年11月24日，黄华逝世，舒暲闻讯后悲痛落泪。多年来的工作、书信与相互扶持，也由此定格在那段历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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