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台北看守所内，女特工朱枫倒在冰冷的地面上，脸色惨白，气息微弱。看守发现异常后，立即上报。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他没有下令处死，反而急令医务人员抢救：“必须救活她。”
这道命令，听上去颇为反常。朱枫既然已经被捕，为什么还要费力救治？因为在蒋介石看来，她不是普通的地下人员，而是掌握重要情报、又可能牵出台湾军政系统内潜伏力量的关键人物。
朱枫吞下的，并不是药片，也不是普通金属，而是藏在衣物夹层中的金手镯。被捕后，她担心敌人从自己口中获得情报，便趁看守不备，将手镯掰碎，分数次吞入腹中。金属碎片进入胃部，造成剧烈伤害，她很快陷入昏迷。
医院抢救后，医生从她体内取出了金属残片。朱枫活了下来，但蒋介石真正想要的，并非单纯保住她的性命，而是借她打开突破口，查清中共在台湾的联络网络，逼迫她承认身份、写下悔过材料。
朱枫1905年出生于浙江镇海一个富裕家庭。这样的出身，本可以让她过相对安稳的生活。可是青年时代，她在宁波女子师范求学时接触进步思想，逐渐走上了抗日救亡和革命道路。她后来常说，个人生活再安稳，也不能置民族危亡于不顾。
抗战爆发后，朱枫与丈夫朱晓光投身救亡活动。她曾在镇海组织青年宣传抗日，利用演出、讲演和街头宣传发动民众。为了筹集经费，她卖掉嫁妆，甚至拿出父亲收藏的金石字画义卖。钱不多，却一笔笔送到了抗日团体手中。
1938年，朱枫刚生下孩子不久，便听说抗日队伍经费紧张。身体尚未恢复，她仍设法赶往金华捐款。这个细节很能说明她的性格：不是没有家庭牵挂，而是在民族危难面前，她总把个人得失往后放。
1944年，朱枫在上海经营书店和商行，表面上做合法生意，暗中承担联络、掩护和筹措经费等工作。同年，她曾被日军宪兵逮捕审讯。敌人没有得到有价值的口供，只能将她释放。出狱后，她还冒险返回被查封的店铺，取出钱款，接济仍在狱中的同志。
1945年，经过长期考验，朱枫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她参与经营贸易机构和钱庄，为部队采购物资，也为地下工作提供经费。她拥有富商家庭出身带来的社会关系，又有长期地下工作的谨慎，逐渐成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秘密工作人员。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关键阶段，人民解放军准备解决台湾问题。金门战斗和舟山方向的作战中，情报不足带来的教训十分明显。台湾岛屿众多、守军部署复杂，若不了解港口、海防和兵力配置，贸然行动便要付出沉重代价。
朱枫因此被派往台湾。她的女儿当时在台湾，女婿又是国民党军人，探亲成为较为自然的掩护。1949年11月25日，她从香港乘船前往基隆。临行前，她原本已经完成香港方面的工作，正准备回上海与分别两年多的丈夫团聚，却再次接受了组织安排。
抵达台湾后，朱枫通过地下关系与吴石将军接头。吴石时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军衔中将，长期秘密向中共方面提供军事资料。两人会面后，吴石取出收集多时的情报，其中包括舟山、金门海防以及台湾重要军事部署。
“这些材料，务必尽快送出去。”吴石叮嘱道。
朱枫接过资料，只回答了一句：“请放心。”
几天后，情报经交通人员转往香港，再送回大陆。朱枫随后继续与吴石联络，多次传递重要信息。她承担的不是一次性的任务，而是在敌情极其严密的环境下，维系一条随时可能中断的秘密通道。
1950年初，台湾当局展开大规模搜捕。地下人员“老郑”被捕后叛变，供出了部分联络关系。朱枫身份暴露，进出台湾的通道随即被严密封锁。她转移到舟山，藏身于旧日同学家中，但特务逐村搜查，最终还是将她捕获。
吴石也因证据暴露被捕。案件牵连多人，蒋介石起初不愿相信身居高位的吴石会成为秘密情报人员，直到搜出吴石签发的通行凭证，案情才彻底失控。
朱枫被押回台北后，蒋介石要求以“优待”和劝降方式对待她，甚至安排家属探视。女儿哭着劝母亲签字认错，朱枫却没有答应。她明白，所谓优待只是另一种审讯，所谓悔过书则是敌人企图利用她摧毁地下组织的工具。
1950年6月10日，朱枫与吴石、聂曦等人在台北马场町被处决。朱枫牺牲时45岁。她留下的，不只是吞金自尽的悲壮一幕，更有多年隐蔽战线中的沉着、坚忍和担当。
此后六十年，她的遗骸始终未能归葬故土。经过长期查找与核对，2010年终于在台北一处殡葬管理机构找到相关遗骨。12月9日，朱枫烈士的骨灰抵达北京；2011年7月，又被送回浙江宁波镇海安葬。那只金手镯碎片留在胃中，而她守住的秘密，直到牺牲，也没有被敌人逼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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