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川,安徽阜阳人,今年三十四岁。去巴基斯坦之前我在老家开挖掘机,干了八年,手上全是茧子,指甲缝里常年嵌着黄油。二〇一八年春天,县里劳务公司贴了个招工启事,说是中巴经济走廊一个公路项目招机械手,包吃住,月薪一万二。我媳妇刚生完二胎,家里欠着外债,我盯着那张红纸看了半分钟,回家跟媳妇说了一句“我去”,她就哭了。不是不舍,是怕。

巴基斯坦,对我来说就是地理课本上的一个名字。我只知道那边有座山叫喀喇昆仑,有句口号叫“中巴友谊万岁”,别的啥也不知道。出发前我上网查,有人说那边不安全,有人说那边热得能煎鸡蛋,有人说那边女人都蒙面。我媳妇把手机抢过去看了几眼,哭得更凶了。我说:“你放心,我又不是去打仗,是去修路。”她抽搭着说:“路也是修在山里的。”

没错,修在山里。我们那个项目是巴基斯坦北部一条山区公路的改扩建,从吉尔吉特到苏斯特那段,全长八十多公里。合同签了三年,我没想到最后干了五年。

飞机落地伊斯兰堡那天,热浪从舱门灌进来,像有人拿吹风机对着脸吹。接机的是项目部的翻译小赵,四川人,瘦得像根豆角,已经在那边待了两年。他帮我拎行李,路上跟我说:“林哥,这边跟国内不一样,你记住几条就行:第一,别乱拍照,尤其别拍女人;第二,左手别给人递东西,他们觉得左手脏;第三,吃饭用右手;第四,见了当地人笑就行,他们认中国人。”

车从伊斯兰堡往北开,越走越荒凉。路两边从城市变成戈壁,再变成山。喀喇昆仑山脉的石头是灰白色的,像被火烧过,光秃秃的不长树。我坐在车里,看着窗外发呆,心想这地方能修出什么路来。

项目部在吉尔吉特郊区,租了一块地,搭了几十间活动板房。院子里飘着五星红旗,门口有巴基斯坦士兵站岗。小赵说这些兵是巴方派来保护我们的,不收钱。我心想这待遇可以,国内工地哪有当兵的站岗。

我分在机械班,管一台挖掘机。那台机子是徐工出的,跟我在国内开的一模一样,看到它我居然有点亲切。第二天一早我就上了工地。工地在离项目部四十公里的山谷里,路还没成型,车只能开到山脚下,剩下靠走。我背着水壶、挎着工具包,跟着队伍往山上爬。太阳刚出来,地上已经烫脚。

巴基斯坦的夏天,白天能到四十五度。挖掘机驾驶室里虽然有空调,但干活的时候震动大,空调基本等于摆设。我坐在里面,汗从后背往下淌,裤衩一天能湿三回。中午吃饭在工地边上的帐篷里,吃的是国内运过去的方便面、压缩饼干,偶尔有新鲜蔬菜,那是项目部专门雇当地人种的小菜园里摘的。

就是在那个帐篷里,我第一次注意到那些女人。

她们是附近村子里的,每天背着竹篓来工地送水。不是矿泉水,是用一种大铜壶装的甜茶,加了很多糖和奶,味道有点像奶茶。她们穿着那种长袍子,叫什么纱丽还是逊尼?我分不清,颜色花花绿绿的,头上包着布,只露出眼睛和手。每次她们来,老远就喊“茶来啦茶来啦”,声音脆生生的。

我们工地上的中国工人都爱喝那个茶。不是因为好喝,是因为甜,出汗多,需要补糖。她们把茶倒进塑料杯里递过来,每次递完都会笑。那种笑是露牙齿的,眼睛弯弯的,跟国内卖早餐的大姐那种笑不一样,是那种看到你就真心高兴的笑。

我第一次接茶的时候,那个递茶的女人多看了我一眼。她眼睛很大,是深棕色的,皮肤偏黑,额头上有颗痣。她把杯子往我手里一塞,说了句什么。翻译小赵在旁边说:“她说欢迎你,中国人。”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女人叫莎娜,二十八岁,村子里的。她丈夫在城里打工,一年回来一次。她每天带着妹妹和另一个邻居家的女人来工地送茶,一天跑两趟,早上十点一趟,下午三点一趟。一塑料杯茶卖二十卢比,合人民币一块多钱。她们一天能卖几十杯,挣个零花钱。

莎娜对我特别热情。不是那种不对劲的热情,是那种恨不得把家里所有好东西都掏出来给你的热情。有天她递茶的时候塞给我一个纸包,里面是几块方糖。她说:“你干活累,多吃糖。”我推回去,她硬往我口袋里塞,急了,嘴里嘟噜了一串当地话。小赵翻译:“她说她弟弟也在外面修路,她觉得你们都辛苦。”

我后来慢慢懂了。她们对中国人热情,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她们从小就被教育:中国是巴基斯坦最好的朋友。

这个话不是空话。我在那边五年,亲眼看见了很多事。

我们工地附近有个村子叫哈桑村,三十多户人家,全住在土坯房里。村长叫阿里,六十多岁了,会几句中文,是年轻时候在吉尔吉特学的。他每次见到中国人都竖大拇指,嘴里喊“秦尼好”——秦尼就是中国的意思。他跟我说过一件事:二〇〇五年巴基斯坦大地震,中国是第一支赶到灾区的外国救援队,还帮他们建了学校。村里那所小学就是中国援建的,门口刻着一行中文“中巴友谊小学”,字都褪色了。

莎娜的妹妹就在那所学校读过书。她跟我说过(后来我学了点乌尔都语,能听懂一些),她最崇拜的人是中国的工程师。我问为什么,她说因为中国工程师帮她们村修了水渠。那是二〇一三年,一个中国水利队来这边打井、修水渠,以前她们要翻两座山去背水,现在水龙头一拧就有水。她妈说,中国人是安拉派来的。

这话听着夸张,但你站在那个村子里,看看那些水渠、那些学校、那些公路,你就明白她们为什么这么想。这些东西是实打实改变了她们生活的。

我在工地干了一个月,手上磨出了新茧子,脸晒脱了两层皮。有天收工下山,莎娜在路边等着,递给我一杯茶,又从篓子里掏出一块布包着的东西,打开是几颗核桃。她说:“山上捡的,你吃。”我接了,说了句“谢谢”。她笑得更厉害了,说了一句我听不懂的,小赵不在,我后来才知道那是“不用谢,你们是我们的兄弟”。

日子就这么过着。每天上工、挖土、填方、铺路基,中午喝莎娜送来的甜茶,傍晚收工回项目部。项目部的活动板房里装着卫星电视,能收到央视四套,我每天晚上看新闻联播,看到国内洪水、地震、扶贫,心里又远又近。我媳妇每周打一次电话,说孩子会叫爸爸了,我听着电话笑,笑完又想家。

第二年开始,工程往深山里推。路修到一段悬崖边,机械上不去,得靠人工放炮、撬石头。我们机械班闲了几天,我被安排去帮着搬材料。那天在悬崖底下,一块碎石从上面滚下来,砸在我小腿上,当时就肿了。我没当回事,继续干,晚上回去肿得鞋都脱不下来。

第二天早上莎娜来送茶,看见我一瘸一拐的,她放下竹篓走过来,蹲下看我的腿。她用手按了按肿的地方,抬头说了句什么。我听不懂,但她表情很急。她跑回村子,拿来一小罐药膏,黑乎乎的,味道像薄荷混着草药。她让我坐下,把药膏抹在我小腿上,手法很轻,像在抹一件瓷器。

那药膏居然管用。两天后肿消了大半。我问小赵那是什么,小赵说当地的一种草药膏,她们自己做的。我说给她钱,小赵说别给,给了她反而不好意思。我后来托小赵买了几包国内的茶叶,送给她。她接了,高兴得跟什么似的,回去跟村里人显摆,说中国人送了她茶叶。

从那以后,莎娜对我更热情了。每次来都多带一杯茶,专门给我那杯放双份糖。有时候还带点核桃、杏干、无花果。她说这些都是她家树上长的。我不要,她就急,嘴撅着,眼巴巴看着你。你只好接了。

工地上的兄弟们开玩笑说林川你走了桃花运。我说你少放屁,人家那是把咱当兄弟。老班长王师傅抽了口烟说:"小林你不懂,这边的女人跟咱国内不一样。她们从小听大人说中国好,眼里中国人跟亲人差不多。你帮她家修个水管,她能记你一辈子。"

王师傅在非洲干过十年,后来转到巴基斯坦。他说在坦桑尼亚的时候,当地女人也这样,见了中国人就笑,孩子追着车跑。这是被善待过的人,对善意最敏感。

第三年,工程到了最难的路段。要穿过一段冰川沉积区,土质松软,挖掘机一铲下去就塌方。我们试了好几种方案,最后请了国内专家视频指导,才找到办法。那段时间天天加班,有时候干到半夜。莎娜她们送茶的时间也往后推,我们干到几点她们等到几点。有天晚上十点多,她们还站在工地边上,提着铜壶,茶都凉了,她们用小火炉热着。

我过意不去,说你们别等了,太晚了。莎娜说不行,你们不喝水怎么干活。她妹妹在旁边说:"爸爸说,中国人帮我们修路,我们帮不了别的,送杯水也是心意。"

她爸爸我见过,叫卡迪尔,五十多岁,驼背,在村口开个小杂货铺。有次我去买电池,他死活不肯收钱,从柜台底下掏出一把杏仁塞给我。他说:"路修好了,我家的杏就能运出去卖了。"

路没修好之前,村里的杏确实运不出去。那条老路坑坑洼洼,大车进不来,摩托车骑一趟要颠散架。杏熟了烂在树上,一筐都卖不出去。卡迪尔说以前一筐杏卖三百卢比,现在能卖八百。因为路好走了,收杏的商贩愿意来。

这是实实在在的好处。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一筐杏多卖了五百卢比,够她家买一袋面粉。

第三年冬天,巴基斯坦北部下了场大雪。山里封路,项目部断了补给,粮食只剩三天量。我们正发愁,哈桑村的村民赶着驴车送来了面粉、土豆和洋葱。阿里村长带着十几个男人,踩着齐膝深的雪走了四个小时,把东西送到项目部。莎娜和她妹妹也来了,背着一筐馕,冻得鼻子通红。

项目经理老陈出来接,眼圈红了。他说这辈子忘不了这一幕。后来我们问阿里村长,你们自己也不宽裕,怎么还给我们送粮。阿里说:"你们在给我们修路,路是子孙后代的福。你们饿着肚子怎么修?"

这话我记到现在。

第四年,路通了一段。从吉尔吉特到苏斯特,原先要开五个小时,现在两个半小时。通车那天,巴方搞了个仪式,当地村民都来了,穿着最好的衣服,在路边站了两排。莎娜穿了件新的绿色长袍,头上包着金色的布,站在人群里冲我挥手。我开着挖掘机从她面前经过,按了一声喇叭,她笑得蹲在地上。

通车后,村子里的变化肉眼可见。杂货铺多了两家,有人买了摩托车,收杏的商贩真的来了。卡迪尔在路边搭了个棚子,卖烤玉米和奶茶,生意不错。莎娜不送茶了,因为她在家帮她妈做手工地毯,卖给路过的游客。她说等攒够了钱,要去吉尔吉特上学,学护士。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亮亮的。我问她为什么想当护士。她说因为中国医疗队来过她们村,给老人和孩子看病,她觉得穿白衣服的人最好。

我听着心里一酸。一个巴基斯坦山村女人的梦想,起点居然是中国人给的。

第五年,工程接近尾声。项目部开始分批撤人。我本来第三年就该回去的,因为活干得好,被留下来带新人,又续了两年。现在合同满了,该走了。

走之前那几天,莎娜每天来项目部,不卖茶了,就是来坐着。她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看着我们收拾东西,不说话。有时候递给我一颗糖,有时候塞给我一个杏干。最后一天,她拿来一块手织的小地毯,巴掌大,上面织着两棵树,一棵大一棵小。小赵翻译说,大树是中国,小树是巴基斯坦,根连在一起。

我接了,说了句"谢谢"。她突然用中文说了一句:"林川,再见。"

这是我第一次听她用中文叫我名字。发音不太准,但听得出来她练过。我鼻子一酸,差点掉眼泪。

二〇二三年秋天,我坐车离开吉尔吉特。莎娜和她妹妹站在路边,挥着手。车开远了,我回头看,她们还站着。山风吹着她们的长袍,像两面小旗子。

回到国内,媳妇在火车站接我。她胖了,孩子长高了,抱着我的腿喊爸爸。我摸着孩子的头,眼泪终于掉下来了。五年,一千八百多个日夜,我扛过四十多度的酷暑,扛过零下的严寒,扛过塌方、飞石、孤独和想家。但最让我忘不了的,是那些递到手里的甜茶,是那些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巴基斯坦女人。

她们的热情不是假的。那是一种从骨子里长出来的善意,是父辈传下来的记忆,是一代又一代巴基斯坦人亲眼看见的、中国人帮他们修的路、打的井、建的学校、治的病。她们没读过什么书,说不出大道理,但她们知道一件事:中国人好。

这就够了。

我后来跟媳妇说过这些事。她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那边的女人真不容易。"我说对,她们不容易,但她们比很多人活得明白。她们知道谁是真对她们好,她们拿真心换真心。

现在那块小地毯挂在我家客厅墙上。每次有客人来,我都跟他们讲上面的两棵树。有人问,你一个修路的,跟那边女人关系那么好,不怕你媳妇吃醋?我媳妇在旁边翻白眼:"人家那是把你当兄弟,你以为都跟你似的。"

是啊,兄弟。

我在巴基斯坦五年,见过太多这样的"兄弟"。不是血缘上的,是那种你帮我一把、我记你一辈子的兄弟。这种感情不掺假,不图利,就是人对人的善意。它跨过国界、跨过语言、跨过肤色,像喀喇昆仑山上的雪水,干净,透亮,流进地里,长出庄稼。

去年我刷手机,看到新闻说中巴经济走廊又通了一条新公路。评论区里有人留言:"我爸当年在那边修路,说当地人特别热情。"我看着那条评论,笑了。

这东西是会传下去的。

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跨越国界、让你记一辈子的善意?来评论区说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