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日本政府发现了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不按时缴纳养老金，也就是国民年金，其中年轻人尤其让政府头疼。为了提高缴费率，日本政府请来了当时颇有知名度的女演员江角真纪子拍摄养老金宣传广告。广告的核心意思是不要怀疑未来能不能领到养老金，年轻人应该履行缴费的义务。这次宣传投入了约3.8亿日元，电视广告播放了3913次，还印制了将近3万张宣传海报。
然而仅仅一年后，事情就出现了一个令人尴尬的反转。2014年3月，日本媒体曝光负责宣传养老金缴费的江角真纪子，自己竟然存在国民年金未缴记录。她的经纪公司解释是工作人员误以为她已经缴纳了保费，随后这件事发酵成了全国性的公共争议，一些政治人物也相继被曝存在养老金未缴记录，甚至有政府高官因此辞职。最终，原本一场鼓励年轻人缴费的宣传，却演变成了对政府养老金管理能力和制度可信度的质疑。
有人问了，为什么要闹这么大？因为当时日本年轻人对养老金已经产生了相当普遍的疑虑。2003年4月，日本时代周刊采访了一位30岁的兼职英语老师久内真理子，她住在东京，收入并不稳定。她很担心自己缴纳几十年养老金之后拿不到足够的待遇，坦言自己那些在劳务派遣公司工作的朋友，已经有不少人不再缴纳国民年金了。
虽然接受采访时她没有明确拒缴，但确实已经开始犹豫。细心的朋友看到时间应该就能明白，她的困境和当时日本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正值泡沫破裂后的漫长调整期，这带来的不止是收入下降，还代表一部分劳动者可能会慢慢失去原本由企业承担的那部分养老金保障。日本有低收入减免制度，但对于没获得这部分减免的人来说，这个矛盾就非常直观。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日本国民年金的当年缴费率持续走低，从2002年的62.8%下降到了2011年的58.6%。由于统计原因，这里不能完全归结为年轻人拒缴，但长期缴费困难的确存在。那么问题来了：日本人是真的不相信养老金，还是单纯因为收入不够？日本政府后来调查了很多次。2023年，日本厚生劳动省再次对国民年金参保者开展调查，72.3%的人把保费率太高、经济困难列为最主要的理由，明确表示不相信养老金未来的人只占4.6%，认为未来养老金待遇和缴纳金额不成比例的人占5.2%。
也就是说，直接表达对制度不相信的人远少于经济困难的人。更进一步，在那些认为缴费困难的受访者中，55.4%的人表示自己收入原本就低或不稳定，20.8%的人表示经历过失业等事件导致收入下降，另有18.2%的人表示存在比养老金更需要优先支付的开支。
很显然，从这份数据可以看到，不缴纳养老金的人和不相信养老金的人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一个人可能很清楚养老金的重要性，也希望将来有保障，但确实可能因为眼前的收支问题而不得不暂缓缴费。如果把这些人全都当成缺乏责任感、拒绝承担养老义务，那可能就会误判这个问题。这其中还有一个更值得注意的问题：日本不同年龄段的表现也不同。
2023年的调查显示，日本25到29岁自行参保者中，处于欠费状态的人占16.1%，是各年龄组中最高的。为什么恰好是这个年纪？20岁出头时，一部分日本年轻人还是学生，可以申请学生缴费特例，也可能由父母帮助支持养老金。但到了25岁之后，很多人已经离开学校，逐步脱离父母的直接经济支持，社会也认为他们已经成年，应该自己承担住房、保险和生活费用。问题在于，他们的工作未必已经稳定，最终确实有可能陷入困境。
对此，日本选择了区分对待。对于低收入学生、失业人员以及部分年轻人或中年低收入者，可以在一定期限内申请免缴或补缴；而对于有缴费能力却长期欠缴的人，政府继续催缴，必要时采取强制征收措施。效果也确实发生了变化。到2025年，不算申请免缴和缓缴的月份，日本国民年金的当年缴费率已经从2011年的58.6%回升到了79.6%。当然，在此期间日本还进行了多次养老金改革。2004年逐步将雇员的养老金缴费率提高到18.3%，并在2017年达到这一水平后固定下来，由雇员和企业共同承担。
与此同时，引入了一个叫宏观经济滑动的机制，简单理解就是未来养老金仍然可以调整，但增长会受到劳动人口减少和寿命延长等问题的约束。比如原本某年按照原有规则养老金应当上涨3%，但人口结构调整因素达到1%，这时候养老金可能就只能上涨约2%。还有延迟退休等方案。说白了，当时的日本也没有找到一个所有人都不需要支付代价的方案，只是用一种让制度继续运行、逐步消化人口变化的方法。
说完日本，再顺便提一下韩国。两者的区别是什么？如果说日本人是担心交不起，那韩国人索性直接提出质疑：为什么自己要多缴？2025年3月20日，韩国国会通过了一项重要的养老金改革方案，要把韩国国民养老金缴费率从9%逐步提高到13%，从2026年开始每年提高0.5个百分点，到2033年完成。
与此同时，未来养老金的名义目标替代率提高到43%。结果改革通过的当天，韩国媒体采访了几位年轻上班族，其中一位直接表示，这次改革只是把养老金基金预计耗尽的时间往后推了几年，过不了几年政府可能又会出来要求提高缴费率。随后他表达了一个相当直接的愿望：如果可以的话，他宁愿退出这套养老金制度。但问题是法律并不允许他随意退出。
这里还是要补充说明一点，我们日常看到的基金预计耗尽时间，并不等同于养老金到时真的自动停止支付，更多的是代表着届时制度必须面临进一步的融资方案调整。但普通人一般不会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尤其是对于年轻人而言。今天多缴的钱是确定的，未来能得到多少养老金确实受到人口、工资、投资收益和政策规则的影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韩国在2025年养老金改革之后出现了青年团体的抗议，部分年轻人认为政府提高了缴费率，却没有彻底解决代际负担问题。
2024年韩国国会议员金南希公布的国民年金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韩国因失业、停业等原因获得暂停缴费的人数约458万人，到2024年6月已经减少到287万人，下降幅度高达37.3%。但在20多岁及以下的群体中，暂停缴费的人数却只从111.5万下降到110.3万。也就是说，整体缴费暂停问题有所缓解，但对年轻群体的改善却非常有限。
这还没有结束。我们都知道韩国的老年贫困率长期居于经合组织国家前列。一边觉得交得多，一边觉得领得少，这或许才是韩国养老金制度最难协调的矛盾。即使在现有的安排下，还是有大量老年人生活贫困。最终韩国方面选择先提升年轻人的缴费率，扩大部分低收入参保者的保费补贴和育儿、兵役等缴费权益安排。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代际公平和养老金可持续性的讨论大概率还是会继续。
视频看到这里，相信很多人都会产生一个疑问：难道经济研究了这么多年，养老金问题最终还只是靠多缴、少领和晚退休吗？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如此。因为无论采取哪种养老金制度，都不能凭空创造养老金所需的真实经济资源。大部分方案可能还是选择苦当代人，好一点的会提供一些免缴、缓缴安排，再好一些的可能会重新评估养老金的发放标准。比如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把更多的保障资源投入到真正缺乏养老能力的人身上，而非单纯提高平均替代率。也就是说，如果只看替代率，可能会忽略真正的老年贫困。国际上现在也越来越重视老年贫困率、老年家庭可支配收入、养老金覆盖率以及住房、医疗等实际生活成本。这背后是养老金评价方式的变化。
这件事和如今中国的消费问题也有直接联系。2026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金改革的工作论文，结果显示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待遇，可能会使农村家庭储蓄率下降约3.4个百分点，城乡家庭合计储蓄率下降0.3个百分点。这又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当人们对未来养老有了更多保障，今天为了防备风险而积累储蓄的需求也会随之下降。
当然，这也不是一笔无成本的消费刺激。提高养老金意味着公共支出要增加，财政需要明确资金来源。模型测算显示，如果这样实施，到2050年养老金支出会比政策基准情形提高约相当于GDP的0.6个百分点。直白点说，如果这笔钱主要还是依赖于对现金流紧张的年轻劳动者进一步加重负担，那确实有可能削弱另一部分家庭的当期消费能力。这似乎又回到了和日韩一样的困境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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