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件事说明一个变化：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模糊空间，正在被中方从法理和利益两个方向同时压缩，东京已经很难继续维持过去那种“政治上打擦边球、经济上照常获利”的操作模式。而“日政党高层明确表态不支持‘台独’、大陆已通知日本访华团可扩大”这个局面本身，恰恰说明中日关系的规矩正在被重新确立。
过去几十年，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有一套固定的操作方式。嘴上说“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实际操作中把矛头对准大陆的军事准备，对“台独”势力的各种动作不置一词。这个模糊空间给了日本很大的回旋余地，既不得罪中国太狠，又能在安全议题上跟美国保持同步。西田实仁这次把漏洞堵上了。他明确讲，日美的基本立场自然包括反对中国对台湾发动武力攻击，同时也认为“台独”属于改变现状的行为而不予支持。这句话把“反对改变现状”的对象从单向变成了双向，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不能再只盯着大陆一侧说事。
在此情况下，日本产业界的反应同样值得细看。经团联原本只计划派5个事务级职员访华，中方通知扩大接待名额之后，马上把规模扩到20人，会员企业的业务负责人也加进来了，考察目的地定在江苏，看的是尖端技术领域。这个安排说明日本企业界对中国市场的判断跟政客嘴上的强硬是两码事。中国日本商会今年发布的白皮书显示，约85%的在华日资企业选择坚守中国市场，计划增加或维持在华投资的企业合计占比接近六成。这些数字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日企在华分支机构数以万计，中国市场的规模和产业链完整度决定了日企离不开这里。
但经团联急着派人去中国，还有更直接的压力在起作用。今年1月商务部禁止所有两用物项对日本军事用户和军事用途出口之后，稀土供应就成了日本制造业的痛点。中国对日稀土磁体出口连续低于正常水平，上半年七种受管制稀土矿物对日出口同比下降51%，远高于对全球出口下降16%的幅度。用于电动车电机的镝、铽今年对日出口为零，钇的出口也在6月降至零。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的评估显示，如果稀土出口限制持续一年，日本损失将达到2.6万亿日元左右，GDP减少0.43%。经团联扩大访华团规模，不是中方在示好，是日本产业界在用行动承认一个事实：离开中国市场，日本制造业的供应链撑不住。
公明党讲法理，经团联讲生意，两条线看着各走各的，但它们共同反映了中方处理对日关系方式的变化。王毅9月28日在北京会见岩屋毅时用的措辞值得细品。中方要求日方“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用的是“纠正”而不是之前反复提的“撤回”。岩屋毅后来透露，他向王毅提议由两国政府重申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以此作为高市“实质撤回”涉台言论的方式，但被王毅拒绝。王毅明确表示，不应以模糊方式处理问题，问题应由制造问题的一方解决。
“纠正”和“撤回”的区别在于：撤回针对的是一句话，纠正针对的是一整套行为。高市早苗去年11月在国会说“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而且至今拒绝撤回。中方用“纠正”而不是“撤回”，意思是这件事远没有翻篇，日本需要调整的不只是一句表态，而是它在台湾问题上的实际做法。
中方在经贸层面建立了新的规则。1月禁止两用物项对日军事用户出口，2月把三菱造船等20家实体列入管控名单，6月又扩大到40家实体，覆盖日本防卫省直属科研机构和防务承包商供应链。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明确表示，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球在日本一方。这套做法的用意很清楚：把经贸关系跟政治关系之间的联动机制建立起来。日本如果继续在台湾问题上试探，产业界要承受的代价会越来越大。访华团可以来，经团联可以扩大规模，但能谈成什么，不取决于来了多少人，取决于东京在台湾问题上做什么。
王毅在会见岩屋毅时还特意提到，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说日本再次面对历史的拷问，如果“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日本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这句话是把台湾问题跟历史问题连在一起讲的。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本质上是对它战后国际秩序承诺的检验。这个问题不解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就稳不住。
日本现在面临的选择不复杂，公明党已经把法理讲透了，法律义务摆在那里，模糊处理的空间正在消失。经团联用扩大访华团的行动说明了产业界的真实选择。中方这边，王毅的表态和商务部的措施已经把规则讲清楚了。高市早苗政府会不会在台湾问题上拿出实质性的纠正动作，是接下来判断中日关系走向的关键。日本民众八成反对为“台湾有事”参战，说明高市的激进路线在国内也缺乏基础。东京怎么选，取决于它自己怎么权衡法理、利益和国内民意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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