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夏，延安枣园的一间窑洞里，病中的关向应谈起了一个尚未出生的孩子。陪他看病的薛明没有想到，这位长期卧床、说话已经十分吃力的战友，惦记的不是自己的病情，而是孩子将来叫什么名字。

关向应沉默片刻，提到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字“鹏举”，又说“鹏”有高远之意，“飞”有奋进之意。薛明记下了这两个字。那时，孩子还没有出生，关向应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等到他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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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名字的分量，不能只从文字本身去理解。对关向应和贺龙而言，他们之间的关系，早已超过普通同事。1932年，两人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并肩工作，此后共同经历转战、整编和长途行军，逐渐形成了极少见的配合。

贺龙熟悉军事指挥，做事果断，讲话直截了当；关向应长期负责政治工作，善于从部队思想和群众关系入手作出判断。两人的性格并不相同，分工也有差别，可遇到重大问题时，往往能迅速形成一致意见。

部队处在艰难环境中，司令员和政委的默契不是靠口号建立的，而是在一次次危急关头磨出来的。行军缺粮时，关向应关注部队情绪和伤病情况；战斗部署时，贺龙紧盯敌情与地形。一个看全局，一个抓关键，彼此补足。

1935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开始长征。行军途中，关向应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却仍坚持随部队行动。山路难走，物资短缺，伤病员不断增加，许多事情都要在极短时间内作出决定。贺龙知道这位老搭档的身体，却很少当众表现出担忧。

有一次，关向应病情加重，身边人劝他暂时休息。贺龙没有多说，只是把担架和警卫安排妥当。关向应明白他的意思，仍坚持跟上部队。两人之间没有长篇劝说，许多话，一个眼神便已经说清。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贺龙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关向应任政委。晋西北抗战环境复杂，既要应对日军和伪军的进攻，也要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师部经常转移，作战命令和政治动员一刻不能耽搁。

在第一二〇师的工作中，贺龙负责军事指挥，关向应承担政治领导。两人共同主持部队建设，推动部队在战斗中发展。关向应并非只坐在后方处理文件，他多次深入部队，了解士兵的生活和思想。长期劳累，使他的肺部和肾脏逐渐出现严重问题。

1941年底，中央决定让关向应到延安休养。临别时，贺龙没有说太多宽慰的话，只叮嘱他安心治病，争取早日恢复。关向应则关心部队的情况，反复询问前线部署。这样的谈话听来平常，却正是两位老战友相处多年的方式。

延安的医疗条件有限，关向应的病情也没有明显好转。1944年9月28日，薛明生下一个男孩。消息传到关向应那里，他很高兴，却因身体虚弱不能亲自前往。此前商定的名字，便成了孩子最早得到的一份特殊礼物。

贺龙得知后，把孩子取名为“鹏飞”。这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把关向应的愿望郑重保留下来。孩子出生时，关向应尚有一年多时间可以听到他的消息，却终究没有机会亲眼看他长大。

1946年7月21日，关向应在延安病逝，年仅四十二岁。噩耗传来，贺龙悲痛万分。两人从湘鄂西到长征，从抗日战场到根据地建设，前后并肩十余年，关向应留下的，不只是一个政委的职务，更是贺龙最信任的老战友。

同年秋天，贺龙写下悼念关向应的诗文，记述共同战斗的经历。文字没有过多修饰，所写多是行军、作战和分别，像是在把已经走过的道路重新核对一遍。对一位久经战阵的将领来说，这种克制反而显出感情的深重。

后来，贺鹏飞投身空军，成为飞行员。“鹏飞”二字由病中的关向应提出，经贺龙确定，最终又与孩子的人生道路发生了联系。关向应没有看到这一幕，但他留给孩子的名字，确实越过了病榻和战火，留在了贺龙一家人的生活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