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河北高阳一带，孟庆山面对陆续前来报到的各路武装，手中接过的不是一份完整的军队名册，而是一张复杂的地方力量图。有人真心抗日，有人借番号扩充地盘，也有人只是暂时寻找靠山。后来被称为河北游击军的十三路人马，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汇合。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重点控制铁路、公路和城镇，广大乡村留下了巨大的武装空隙。八路军主力尚未完全进入冀中，孟庆山奉命开展统一工作，吕正操部也积极整合地方抗日力量。到1938年3月，十三路游击武装名义上归于一体，兵力号称六万。
声势不小，成分却很复杂。
第一路总指挥许配坚，是其中较早接受正规改编的人。他出生于饶阳，曾在国民党军队任职，抗战前后在家乡组织武装。1937年，他的队伍扩充到三千多人，随后被授予第一路番号。1938年夏，部队改编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独立第四团。
许配坚没有把番号当成护身符。1939年初，独立第四团在曲阳灵山遭日军包围，他带警卫部队掩护主力突围，身负重伤后牺牲。对于这类地方武装而言，能否经受战场考验，往往比人数多少更能说明问题。
第六路总指挥郭墨村的经历同样短促而惨烈。他是地下党员，在高阳城东组织武装，因部队佩戴红色三角标识，被百姓称为“红三角部队”。1937年12月，部队驻扎高阳博士庄时遭日伪军突袭，郭墨村与二十多名战友战死，余部后来编入其他抗日部队。
第三路的陈沐新也没有活过抗战最艰苦的阶段。他与韩印堂依靠当地民间组织拉起队伍，后被编入八路军系统。两人在敌后斗争中继续工作，最终都牺牲于反扫荡作战。十三位总指挥中，许配坚、陈沐新、郭墨村属于战场牺牲者。
有些人则在改编关口选择了离开。
第二路总指挥王贲原是旧军队军官，部队发展受限后逐渐消沉。1938年夏，第二路改编为自卫军第二团，他以不适应部队生活为由辞职，此后下落不详。第四路总指挥王烈军原为任丘巡警，队伍改编为独立支队后，也借故离开领导岗位。
第十一路总指挥马玉祥的结局，更多是因为军纪问题。他原是肃宁一带的地方武装头目，队伍虽然打出抗日旗号，但部下屡有扰民行为，孟庆山决定将其缴械分编。马玉祥带着亲信逃走，从此没有留下确切消息。
第九路总指挥李庆锁则死于地方武装之间的仇杀。他原是束鹿一带的土匪，抗战开始后转而抗日，并接受统一番号。1938年1月，徐二黑部下张俊岭以议事为名设宴，李庆锁赴约后被扣押，连同干儿子和五名警卫一同遇害。此后，第九路余部被编入自卫军第九团。
真正因内部整顿而消失的，有孟阁臣和刘克忠。孟阁臣从旧军队基层军官起家，队伍一度扩展到七千多人，但他本人嗜烟，部下又屡次侵犯百姓利益。1939年1月，晋察冀部队对其实施缴械，孟阁臣被捕后处决。
刘克忠原是新安县保卫团大队长，接受改编后迅速扩充，曾拥有五千多人。队伍壮大后，他却逐渐消极避战，试图在地方形成独立势力。1938年秋，他被军区锄奸部门逮捕处决，所属部队随即被拆分整编。
第十路赵玉昆的道路更为危险。他早年出身地方武装，部队一度达到五千多人。改编后，因不满兵力和控制区域缩小，赵玉昆于1940年4月带两百余人投向日伪，后来又转投国民党军。全国解放后，他隐姓埋名藏在北京，以经营药材为生，最终被查获并处决。
第十二路柴恩波的变故，则发生在1939年。他原来带着几十人起兵抗日，依靠整编逐渐扩大。后来受亲属及伪政权人员策动，突然扣押八路军派驻干部，宣布改投张荫梧部。八路军第120师随即展开平叛，柴恩波兵败后先投日军，后又投靠国民党军。1953年，他被捕并处决。
第十三路江东升起初曾与八路军发生冲突，被俘后接受改编，队伍一度扩展到两万多人。可是，部队越大，旧有的独立倾向越难改变。1939年改编后，他不愿接受直接领导，带亲信脱离队伍，随后被追上逮捕并处决。
十三位总指挥中，真正走完抗战、解放战争并进入新中国政权工作的，是第五路高士一。他出身任丘地方士绅家庭，曾任旧军队及地方职务。抗战期间，他的部队先后改编为独立支队、独立旅，他本人坚持作战，也抵制外部拉拢。1942年部队调往陕甘宁边区后，他转入后勤和财经岗位。
新中国成立后，高士一曾任陕西省交通厅厅长、国务院参事，1968年6月16日在北京病逝。其余十二人的结局，有的倒在抗日战场，有的离队失踪，有的被地方仇杀，也有的因违纪、叛变受到严惩。河北游击军的番号只存在于特定历史阶段，而这十三个人的选择，正好映照出敌后整合地方武装时最棘手的难题：枪可以集中，队伍可以改编，真正的纪律和立场却必须经过长期战争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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