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内，上海赶来的建筑、装饰和设备人员，面对一张张旧图纸，反复琢磨同一个问题：一条狭长的过道，怎样变成庄重开阔的国宴厅？
这座西大厅后来常被称作“国宴厅”。它位于人民大会堂一层，建筑面积超过1300平方米，由宴会厅、休息厅和厨房等部分组成。面积不算小，原有格局却偏于狭长，长宽比例约为三比一，和人们印象中四平八稳、开敞大气的宴会厅相差很远。
人民大会堂建成于1959年。建造之初，西大厅并不是专门按照高频率接待国宾的标准设计的。几十年过去，设备老化逐渐显现：顶部装饰件有松动，木结构穹顶存在防火方面的顾虑，冬季又缺少完善的空气调节设施。菜肴端上桌后，温度保持便成了实际难题。
这不是简单换一批灯、重新刷一遍墙。西大厅如果大拆大改，原有建筑风格就会被破坏；若只做表面修补，又解决不了结构、设备和使用功能上的问题。改造必须在保留原貌的前提下完成，还要让新增设施在相当长时间内不过时，难度可想而知。
1993年初，改造任务交由上海方面承担。上海在大型公共建筑、室内装饰和机电施工方面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承担这项工程，既是技术任务，也是对组织协调能力的考验。北京方面提出的要求很明确：不能把西大厅修成一座陌生的新建筑。
真正棘手的地方，藏在墙面和顶部。
西大厅两侧原有多道门，视线一进入厅内，门洞便显得过于密集，墙面缺少完整性。设计人员经过反复推敲，决定封闭西墙中间的三道大门，设置一面长约14.5米、高约6米的主墙；东墙两侧的大门也作相应调整，用两个次墙面形成呼应。
这样一来，墙面有了主次，厅内的视觉中心也稳定下来。封门之后却出现了新的空白，怎样填补，不能靠普通装饰草草带过。
上海方面的设计人员蔡振华长期参与人民大会堂相关工程，对西大厅较为熟悉。他从传统礼制建筑和宴饮文化中获得启发，提出在墙面设置四面大型装饰盘，盘面采用鼎形立体纹样，既能遮挡空白，又能与国宴厅的功能相互照应。
有意思的是，最初的整体效果图并非出自大型绘图室。负责总体构想的惠其昌，经过四次修改，把一米多长的图样铺在家中的缝纫机桌面上，一笔一画完成。图纸看似只是平面构思，背后却包含着墙面比例、灯光位置、人员动线和宴会布置等一系列问题。
1993年10月中旬，上海建筑、美术等方面的专业人员集中讨论方案。大家没有急着拍板，而是围绕整体比例、装饰尺度和施工可行性提出意见，初稿经过十六处修改后，才送往北京审定。北京专家很快通过方案，同时要求继续处理两侧门洞封闭后留下的空间，这也促成了大型装饰盘的确定。
顶部改造更考验施工者。原有天花板上横着六根大梁，全部拆除会影响结构安全，原封不动保留又会压低空间感。设计人员没有采取简单粗暴的处理，而是通过吊顶、灯具、色彩和装饰线条重新组织视觉关系，让梁体不再成为突兀的障碍。
1994年3月23日，上海方面召开施工动员会，十四家单位参加协调。工程期限只有五个月，土建、装饰、机电、厨房设备和软装必须彼此咬合，任何一道工序拖延，都可能牵动后面的安排。
5月6日，上海建工系统的一百多名工人进场。由于大型车辆白天进入北京市区受到限制，许多材料只能在夜间运抵，再由工人分批搬入大厅。部分材料重量很大，不能依赖大型机械，只能靠人工配合完成转运。
施工现场有人说：“时间紧，但质量不能让步。”这句话听起来朴素，却是当时所有环节共同面对的约束。
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时，又遇到意外。8月下旬，一批从上海运往北京的窗帘在途中遭遇强风暴雨，防雨油布被雨水浸透，窗帘大面积受潮。距离验收只剩几天，重新制作已经来不及。
上海纺织方面连夜清点库存，从门市和仓库中调集约200米窗帘，随后迅速运往北京。材料赶到后，施工人员立即重新整理、裁配、安装，避免了整个工程因一批软装材料受阻。
1994年9月1日14时，西大厅改造工程举行总体验收。经过五个月施工，原本狭长、门洞密集的空间，借助墙面重组、顶部处理、灯光布置和设备更新，形成了更完整的厅堂秩序。它没有抛弃1959年人民大会堂的整体风格，却解决了多年使用中逐渐暴露出的实际问题。
这次工程之所以受到重视，不只因为规模较大，更在于它没有另起炉灶。上海施工团队面对的是一座已有历史、仍在承担重要接待任务的建筑，能动的地方有限，不能动的地方更多。所谓改造，往往不是拆掉重来，而是在原有骨架中寻找新的空间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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