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山西太原，徐向前接到八路军改编后的任命，成为第129师副师长。这个职务看上去并不显眼，真正特殊之处却在于，他常常要独自面对晋东南复杂的军事局面。
第129师的师长是刘伯承，政治委员先后由张浩、邓小平担任。按照正常的指挥关系，重大行动应由师部统一决定。但抗战初期，华北战场变化太快，部队分散在敌后，许多命令不可能层层请示。徐向前因此获得了较大的临机处置空间。
这里的“上级被支开”，并不是把人调走，更不是彼此不信任，而是根据战场需要进行分工。刘伯承负责更大范围的战略判断，徐向前则深入晋东南、太行一线，处理部队展开、地方武装整合和作战部署。
有一次，部下担心兵力分散，问他是否应该把各路部队重新集中。徐向前回答：“敌人不会等我们排好队。”话不多，却点出了敌后作战的难处。
徐向前的特殊性，早在红军时期便已显露。1931年至1932年，他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参与指挥黄安、商潢、苏家埠等战役。面对装备和兵力并不占优的情况，他往往先观察敌军弱点，再集中兵力突然突破，而不是一味追求正面硬拼。
川陕根据地时期，红四方面军经历了反“六路围攻”。这场作战持续时间长、地域广，部队补给十分困难。徐向前重视阵地经营，也重视机动反击，利用山地道路和地方群众提供的情报，逐步消耗对手。能把分散部队拧成一股绳，是他最突出的能力之一。
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与中央在军事路线和领导权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徐向前身处红四方面军核心指挥层，既要执行军事任务，也要避免部队内部发生冲突。据党史资料记载，他明确反对红军内部相互武力对抗。这样的态度，使他获得了中央的信任。
信任并不等于让他脱离组织指挥。徐向前的用兵始终受到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领导，只是在通信困难、敌情瞬息万变的情况下，中央允许前线指挥员先行决断，再报告结果。对一名战场将领而言，这种授权比名义上的高职更有分量。
抗战时期，徐向前长期在山西活动。他面对的并不只是日军正规部队，还有伪军、地方武装和各类旧军队。部队成分复杂，武器型号不一，干部之间的作战习惯也有差别。徐向前没有急于追求形式上的整齐，而是先抓训练、协同和战场纪律。
这套办法看似朴素，实际很难。地方部队要转变为能够统一行动的作战力量，必须经过多次战斗磨合。徐向前习惯把任务交代得很具体：谁负责牵制，谁负责穿插，预备队何时投入，撤退路线如何安排。命令越清楚，临阵变化时越不容易乱。
解放战争开始后，徐向前再次承担了独立指挥重任。1947年，他回到晋绥和晋中地区，面对的是阎锡山经营多年的防御体系。阎军依托城市、铁路和据点布防，表面上层层设防，实质却存在兵力分散、相互支援困难的问题。
1948年春夏，徐向前指挥晋中战役，没有急着啃最坚固的据点，而是先切断交通，分割各处守军，再集中兵力逐个击破。战役从6月开始，至7月基本结束，晋中地区阎军主力遭到重大损失，解放军控制了大片土地，也为随后进攻太原创造了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徐向前当时身体状况并不好，长期患病，行军和指挥都受到影响。但他的部署并不冒进，反而更重视侦察、补给和退路。有人把这归结为“谨慎”，其实更准确地说，是他把有限兵力用在最关键的地方。
他的“副职”身份，恰恰形成了一种特殊平衡。上级负责战略方向，身边没有过多平级干预；他则把大量精力放在前线调度。名义上是副职，实际承担的却是一个战略区主要指挥员的责任。
这种安排不是徐向前一人的专利，而是战争环境下形成的指挥方式。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等人也都曾在不同阶段承担过类似任务。区别在于，徐向前特别适合在复杂地形和多种力量混杂的地区作战，能够把地方武装、正规部队和民兵力量结合起来。
1949年太原战役结束后，华北战场的军事格局发生变化。徐向前所负责的山西作战，既是对阎锡山集团的最后打击，也是华北解放进程中的重要一环。那时的他仍不是最耀眼的名义主官，却已用连续战役证明，真正决定指挥权分量的，从来不只是肩章上的职务，而是能否在关键时刻作出正确判断。
抗战与解放战争之间，徐向前多次处在“副职主将”的位置。这个称呼听起来有些矛盾，却准确反映了当时的军事现实：战略上接受统一领导，战术上保持足够自主；组织上服从分工，战场上敢于担当。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上级能够放心把一片战场交给他，而不必事事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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