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8月，湖南衡山，24岁的毛泽建被押往刑场。她没有留下遗书，也没有向敌人低头。行刑前，刽子手命她跪下，她抬起头说：“凭什么让我跪？要跪也是你们跪！”
这句话背后，不只是一个革命者的刚烈，也藏着她短暂而坎坷的一生。毛泽建并非毛泽东的亲妹妹，而是堂妹。她乳名菊妹子，幼年家境贫寒，后来过继到毛泽东父母身边，成为毛家的孩子。
毛泽东的母亲文素勤，也就是人们熟知的文七妹，对这个侄女十分疼爱。她把毛泽建视如己出，临终前还叮嘱家人，要好好照看菊妹子。这样的亲情，在毛家并不是一句空话。
毛泽东父母相继去世后，毛泽建一度失去依靠。那时毛泽东人在外地从事革命活动，家中生活又十分困难，她只得回到原来的家庭。为了填饱肚子，毛泽建被送去做童养媳，年纪轻轻便承担了繁重的家务和劳作。
这段经历让她尝尽了旧式婚姻和贫困的苦楚。
毛泽东回到韶山后，得知堂妹的处境，设法把她接了回来，并帮助解除童养媳关系。随后，他没有把毛泽建留在乡下，而是带她走出封闭的家庭环境，送往长沙求学。
在长沙，毛泽建进入崇实女子职业学校学习，并参加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的学习。她过去只知道贫穷和劳作，到了长沙后，才接触到新思想、新知识，也第一次认真思考：为什么有人终日劳碌仍吃不饱，另一些人却可以凭借土地和权势过活？
有意思的是，毛泽建的转变并非突然完成。她先是听课、读报，随后参加进步学生的活动，逐渐从“想读书”走向“要改变命运”。1923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跟随毛泽东从事革命工作。
毛泽东离开湖南前后，为了保护她，曾让她使用“毛达湘”这个名字，并托人安排她到衡阳女子第三师范学校读书。这个名字后来伴随她参加革命，也成了敌人审讯时反复追问的对象。
在学校里，毛泽建并不是只埋头读书的学生。她组织同学开展宣传，向工人和农民讲解革命道理，表现出很强的组织能力。她出身农村，懂得普通百姓的难处，说话不绕弯子，反而容易让人听进去。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湖南各地进入白色恐怖时期。许多进步青年被捕，革命组织遭到破坏。毛泽建没有因此退缩，而是转入更加艰苦的地下工作。她明白，革命不再是课堂上的讨论，而是随时可能付出生命代价的行动。
1928年，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余部向井冈山转移，湘南地区的革命斗争仍在持续。毛泽建参加地方武装，担任耒阳县游击队负责人。她熟悉当地地形，又能和群众打交道，队伍在艰难环境中逐渐站稳脚跟。
她常对战士说：“队伍要活下去，不能只靠枪，还要靠乡亲们的信任。”这不是漂亮话。游击队缺粮、缺药、缺武器，许多时候都要依靠群众掩护和接济。
战斗中，毛泽建与丈夫陈芬一同坚持斗争。后来陈芬牺牲，毛泽建也遭到敌人追捕。一次突围时，她已经怀有身孕。为了不让追兵因搜捕自己而牵连更多战士，她选择留下隐蔽，让队伍先行转移。
她躲进群众家中，生下孩子。遗憾的是，敌人很快发现了她。孩子因无奶可食，未能活下来。刚经历生产和丧子之痛，毛泽建便被押往衡阳，等待她的不是审判，而是漫长的刑讯。
敌人知道她与毛泽东的关系，试图用亲情、死亡和所谓宽恕逼她开口。“只要交代同党，就能活命。”面对威逼利诱，她始终不肯吐露革命组织的情况。
关押期间，她遭受反复审讯，却没有改变立场。对敌人而言，她是毛泽东的妹妹；对毛泽建自己而言，她首先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个身份选择，决定了她最后的命运。
1929年8月，毛泽建被押赴刑场。她拒绝下跪，还向围观百姓喊道：“杀了我一个毛达湘，还会有更多的人站出来！”敌人担心她继续讲话，仓促开枪。毛泽建牺牲时，年仅24岁。
她是毛泽东家族中最早为革命牺牲的亲人之一。后来，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毛岸英、毛楚雄等亲人也先后献出了生命。韶山烈士陵园内，六座铜像并列而立，其中那位曾做过童养媳、后来投身革命的女子，名字始终刻在毛家革命牺牲者的最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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