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北京医院，周恩来与陈永贵进行了一次谈话。病中的周恩来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却仍在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人事安排操心。坐在他面前的陈永贵，穿着朴素，带着浓重的山西口音，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被提名为国务院副总理。

周恩来把事情说明后，陈永贵连连摆手：“总理，我文化水平不高，不适合干这个工作。”这不是客套，而是他的真实想法。长期在农村劳动的经历，让他清楚地知道，副总理要处理大量文件，参加重要会议，面对复杂的国家事务，自己确实没有足够把握。

周恩安慰他：“你是党员，组织有安排，就要服从。你是农民代表嘛。”这几句话，既是劝说，也点明了陈永贵被选中的原因。他并不是凭借学历或履历进入中央视野，而是因为大寨的实践和他身上鲜明的农民特点。

大寨能够被全国注意，源头并不在北京，而在山西昔阳县一个并不显眼的山村。陈永贵担任大寨党支部书记后，带领社员修梯田、治水土、改造土地。那里的山坡陡，土层薄，水土流失严重，农业生产条件并不好，许多活儿只能靠肩挑手推完成。

1963年，大寨连续遭遇旱涝、风雹和霜冻等灾害，村里的房屋、道路和农田都受到影响。面对困难，陈永贵没有把希望全放在救济上，而是组织社员重建家园、修复农田。大寨人在艰苦条件下恢复生产，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型经验。

这件事的分量，不只在于粮食增产。更重要的是，陈永贵把生产中的具体问题讲得明白。他不善于引经据典，却能用农民听得懂的话，把土地、劳力、技术和集体组织之间的关系说明白。作家赵树理听过他的报告后，称赞他“处处都是辩证法”，这句话后来被许多人记住。

1964年，《人民日报》发表《大寨之路》，大寨经验开始受到更广泛的关注。同年，毛泽东在南下途中听到山西方面的汇报，专门询问陈永贵的情况。12月26日，毛泽东在北京设宴庆祝71岁生日，陈永贵也受邀参加。周恩来把他带到席间，毛泽东让他坐在身边交谈。

陈永贵听不太懂毛泽东的湖南口音，很多时候只是笑着点头。毛泽东称赞他有实践经验，鼓励他继续学习，把农业生产中的经验总结出来。那场谈话中，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不能脱离群众，要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

有意思的是，陈永贵后来职位不断变化，衣着和习惯却没有明显改变。担任山西省领导期间，他仍常回大寨参加劳动，往返省城与村庄，也不讲究排场。到北京参加会议时，他头上常扎一条白毛巾，站在人群中，很容易被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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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陈永贵当选为中央委员，但他没有立即搬到北京，而是继续留在大寨。1967年劳动节，他曾登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见到他时，亲切地说：“永贵好！”这句简短的话，反映出毛泽东对这位农民干部的熟悉与肯定。

提名副总理时，陈永贵的顾虑也有现实依据。国家领导岗位并非只需要热情，还要处理经济、农业、工业和行政管理等诸多事务。他识字不多，写作能力有限，面对大量文件常常感到吃力。因此，他后来坦言，自己当副总理“思想上真是没有准备”。

1975年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抱病作政府工作报告，大会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并任命陈永贵等人为副总理。陈永贵排名第七，分管农业工作。

进入国务院后，他并没有完全适应北京的办公节奏。文件多、会议多，许多事情需要通过文字和程序推进，这与大寨田间地头的工作方式差别很大。他曾表示，自己还是一个农民，面对成堆文件，心里“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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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并未因此放弃职责。他提出把一部分时间用于中央工作，一部分时间下基层，另一部分时间留在大寨，后来被概括为“三个三分之一”。这份安排得到毛泽东批示同意。1975年9月，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大寨召开，陈永贵参与筹备并负责介绍经验，农业问题再次成为全国关注的重点。

离开会议和文件，他最惦记的仍是大寨的庄稼。打电话回村时，他问得最多的是田里长势、社员思想和集体生产。回到村里，他照旧端着大碗到社员家吃饭，饭菜仍是玉米面一类的粗粮。身份变了，生活习惯却没有完全变。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陈永贵深受打击。1977年党的十一大后，他继续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1980年9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他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在北京病逝，享年72岁。五天后，他的骨灰被送回大寨，安葬在虎头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