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门搬来那天我就觉得邪门。

四十四岁，离异，没孩子，长得跟电视剧里走出来的人似的，偏偏租了个老破小的两居室，跟我门对门。

这事儿不对劲。

我在这栋楼住了二十三年，哪家半夜吵架哪家水管漏了我闭着眼都能摸清。这栋楼的租金不便宜也不贵，但绝对不是她那种人会选的地方。她穿的那件灰色羊绒大衣，我妹上个月在商场见过，打完折七千二。她挎的包，看着不起眼，我老年大学有个同学以前做皮具生意的，瞄一眼就说那是意大利手工的，没两万下不来。

一个背着两万块包的女人搬进月租三千五的房子。

要么是躲债，要么是躲人。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一个六十七岁的老光棍，拿一万四退休金，在楼底下买根油条都要等人家找零，我跟她隔着的不是那道走廊，是四十年的活法。她闻起来是那种很淡的香水味，我身上是昨天炒蒜薹剩下的油烟味。她在电梯里站左边，我自动靠右。

电梯门一开，各自掏钥匙，谁也不看谁。

但这种天天碰面的日子过久了，有些东西就藏不住了。

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她的垃圾袋。

我们这栋楼的垃圾投放点在楼梯间拐角，每天上午九点集中收。我习惯八点半出门遛弯顺便扔垃圾。连续好几周，对门那只白色塑料袋都掐在八点二十左右摆出来，绑得整整齐齐，从没散过。

这不对。

一个单身女人，化妆品瓶瓶罐罐的，外卖盒子乱七八糟的，垃圾怎么可能这么少。

有一回我弯腰系鞋带，余光扫到袋子口没扎紧的地方。里面是三个矿泉水瓶，一个撕掉标签的白色药瓶，还有几片碎纸。

那个药瓶的形状我认识。我姐失眠那几年吃的就是那个。处方药，管控的，外边诊所开不出来，必须三甲医院精神科挂号。

我不是故意看的，但眼睛自己就瞟过去了。

碎纸上露出半个“传”字。

这事儿我没跟任何人提过。你跟谁说？楼下下棋的老郑只会说我想女人想疯了。但他不懂，一个在国企干了三十五年后勤的人，靠的就是眼睛毒。我们那会儿管食堂，谁偷拿了两斤排骨谁多报了三块钱菜金，我看一眼就知道。

她有问题。但不是我配琢磨的那种问题。

转折发生在十一月底。

那天降温，楼道里风灌得呜呜响。我出门买降压药，一开门，她就蹲在自家门口，脸埋在膝盖上，肩膀一抽一抽的。钥匙插在锁孔里，门没开。

我楞在原地。

那条走廊就我俩。不开口吧，太不是人了。开口吧，我说啥？

我还没来得及张嘴，她猛地抬头。

眼睛红的，妆花了一半，嘴唇干得起皮。

“叔，借个火。”

声音哑得像砂纸磨在水泥地上。

我摸出打火机递过去。她接的时候手指冰凉，冰得我一激灵。她从兜里掏出一包烟，抽了一根点上，深吸一口，烟从鼻孔里出来，混着楼道里的冷风，转眼就散了。

她在发抖。

不是冷的那种抖，是整个人快要散架了非得绷着的那种抖。

我站着没动。她也没有要我走的意思。就那么一根接一根地抽，抽到第三根的时候，手机响了。她看了眼来电显示，没接，直接关机。

走廊灯是声控的，灭了。黑暗中就剩她烟头的红光一明一灭。

灯又亮了的时候，她抬头看我。

“叔，你说人把人逼到这份上，图什么。”

她这话说得没头没尾。但那个语气，不是要答案的语气。

我没搭腔。

她站起来，拔掉钥匙，开门进去。门关上之前，我听见她说了一句“谢谢叔”。

那声叔叫得我心里咯噔一下。

不是客气。是那种走投无路的时候，逮着谁算谁的叫法。

从那天起，我俩之间的点头，变了味。

她开始主动跟我说话。不是闲聊，是那种精确到秒的偶遇。我在楼下早点摊喝豆浆，她刚好也来买包子，一块钱一个的肉包子买两个，扫码付款的时候手还在抖。

她用现金。在这个连路边卖烤红薯的都挂二维码的年头，她兜里永远揣着现金。

我开始给她留门。

不是那种刻意的留。是我们这栋老楼的单元门锁坏了，物业说要修说了半年也没动静。以前我进门就让它自己撞上，现在我会回头看一眼，要是她远远走过来了，我就多撑一会儿。

这些细节，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直到老郑有一天问我：“你最近跟对门那女的走挺近啊。”

他那语气里带着笑，但眼神不对。

老郑这个人，一辈子没出过我们单位家属院，最大的爱好就是传播邻里八卦。他老婆去年死了，他现在每天的社交活动就是端个搪瓷缸子在楼下坐着，看谁买了什么菜、谁家来了什么客。

我没理他。

他凑过来压低声音：“我跟你讲，那女的不简单。上回派出所都来了。”

我筷子停了一下。

“半个月前，就咱楼下，一个男的跟她拉拉扯扯的，她喊救命，有人报警了。”

他继续嚼着花生米：“警察来了，那男的跟警察说找老婆，她说不是。最后俩人一块儿上了警车。你说这事儿闹的。”

我问他后来呢。

“后来？她第二天不照样住这儿嘛。那男的也没再来。”

老郑话里有话地笑了笑：“我打听过了，她前夫那边好像欠了不少钱，跑了。债主到处找她。”

我脑子嗡的一声。

那个撕掉标签的药瓶。那个写了一半的“传”字。那些现金。她蹲在门口问我人为什么把人往绝路上逼。

全对上了。

但我没接老郑的话。我把豆浆喝干净，站起来就走了。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不是在想什么不该想的事。我六十七了，什么没经历过。八几年那会儿我经人介绍处过一个对象，快谈婚论嫁了，她家嫌我户口不在城里，吹了。后来调进省城，又有人介绍过一个离异带孩子的，处了半年，她嫌我没本事，跟了个做生意的跑了。再往后我就懒得折腾了，一个人过久了，其实也没那么可怕。

但我睡不着的不是这个。

是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那个女人每天早上把垃圾袋摆出来的时间，都是她夜里三点到五点睡不着，一遍一遍收拾屋子之后的结果。

那瓶药，是处方安眠药。

她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熬到天亮，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把垃圾扎好，换好衣服化好妆，然后出门。

装成正常人。

这种日子，我姐过了六年。最后是在浴室摔了一跤，再也没起来。

我当时赶回家，拉开她床头柜的抽屉，满满一抽屉空药瓶。

所以我知道那个药瓶长什么样。

十二月七号，晚上十一点。

我泡脚的时候听见对门有动静。不是平常那种动静。是东西砸在地上的闷响，然后是什么被拖过去的声音。

我关了电视机。

走廊里有人压低声音说话，但我能听出来，至少两个男人。

我光着脚走到门口，从猫眼看出去。对门开着，里面灯很亮，一个穿黑色羽绒服的男人靠在门框上，另一个在里面翻东西。她站在客厅中间，背对着我，肩胛骨隔着薄毛衣凸出来。

那个翻东西的男人把她的挎包抖开，里面的东西哗啦一声全撒在地上。

钥匙、纸巾、护手霜、那个没标签的药瓶。

药瓶滚到她脚边。

她没捡。

靠在门框上的男人伸手指了指她的脸，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然后两个人走了。

电梯门关上的声音传过来，对门还开着。

她蹲下去，把地上的东西一件一件捡回包里。

那个药瓶最后捡起来的。她拿在手里看了很久，拧开盖子倒出两粒，含在嘴里，干咽了下去。

我转过身，靠在门上。

泡脚的水凉了，脚指头冻得发麻。

第二天早上，她又把白色垃圾袋摆了出来，捆得整整齐齐。

我扔垃圾的时候，看见袋子口没扎紧，露出昨天的外卖盒子和一个撕碎的快递面单。面单上收件人那栏被撕掉了，寄件人的电话露出半截。

我看了三秒，决定就当没看见。

不是我冷血。是我太清楚这种事一旦沾上是什么后果。

楼下老郑等着看笑话。物业那帮人闲得天天嗑瓜子。居委会大妈热情得可怕，但她们能帮什么忙？给她介绍对象还是帮她调解债务纠纷？

一个六十七岁的老头跟一个四十四岁的女人，在老破小的楼道里，能有的交集只到那一声“叔”为止。

元旦前一天，物业终于来修单元门了。

修好的那天晚上，我出门买烟，刚好她也下楼。

她在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

“……别再找我了，我已经搬了第三回了。”

她挂了电话，跟我一前一后走进电梯。电梯里就我俩。她忽然开口了。

“叔，我可能过完年就搬走了。”

我说嗯。

她说谢谢你这段时间留门。

我楞了一下。

原来她什么都知道。

电梯到一楼，门开了。她走出去，裹了裹大衣领子，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忽然觉得我俩有点像。不是那种像，是那种在一个城市里漂着，跟谁都隔着点什么，出了事只能自己扛的像。

回到屋里，我拉开床头柜的抽屉。

降压药旁边，我放了一张小区物业的名片，背面印着社区警务室的电话。

这张名片我从来没给过她。

我把名片翻过来，看了一会儿，又放回去。

明天过年，她说过完年就走。这栋楼又会安静下来。我还是那个每个月领一万四退休金、在楼下喝豆浆、跟老郑下棋的老光棍。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我知道不一样了。

我知道一个人要把垃圾袋扎得多紧，才能装得住一夜没睡的崩溃。也知道一个被追债的女人要在兜里揣多少钱，才敢在凌晨三点独自走回出租屋。

这些事我不该知道。

知道了就没法当没发生。

防盗门响了。是对面开门的声音。

然后是轻轻的敲门声。

三下。

很轻。

我看向墙上的钟，十一点四十。

脚还泡在盆里，水又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