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上海提篮桥监狱，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听见牢门外传来消息：上海已经解放，解放军代表前来接他出狱。这个人叫王葆真。严格说来，他并非去主持上海政务，而是作为国民党元老、民主人士和长期支持进步力量的代表，被请出狱，参与新政权的建设。
牢狱中的王葆真，身体已经十分虚弱。此前，他被捕、审讯、殴打，却始终没有交出起义人员名单。特务逼问：“你究竟替谁做事？”王葆真没有正面回答，只说：“我做的是对国家有益的事。”
这句话并非一时冲动。王葆真的选择，早在半个多世纪前便埋下了根。
1880年，王葆真出生于河北深泽。少年时，他在正定药铺当学徒。甲午战争的惨败，使这个年轻人第一次真切感到国家积弱的痛楚。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后，他离开药铺，进入保定农务学堂读书，开始接触新学和救国思想。
1904年，王葆真赴日本留学。在东京，他结识孙中山，并于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留日期间，他还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法和经济。日本的工业发展给他留下很深印象，他曾设法购置纺织机器寄回河北，试图以实业改变家乡。
机器运到之后，却很难找到会操作的人。这件小事让他明白，国家落后不只是缺少设备，更缺少教育、制度和能够组织社会的人才。也正因此，他后来没有把救国道路局限在某一个领域。
辛亥革命前夕，王葆真回国参加滦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他仍未停止活动。民国成立，他担任过国务委员，也在河北任教。袁世凯、曹锟等人曾试图拉拢他，甚至以高官厚禄相诱，但他拒绝依附军阀势力。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王葆真任立法委员时，亲眼看到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加剧，法律和民主原则被不断放弃。于是，他辞去职务，拒绝接受蒋介石方面的安排。
有意思的是，王葆真并不是因为出身共产党，才在后来走向共产党。他的判断依据，来自长期观察。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李宗仁第五战区任职，接触到毛泽东的军事和政治著作后，认为其中对战争、群众和组织力量的分析很有说服力。
他曾把相关书籍推荐给李宗仁。李宗仁不以为然，说：“共产党的书，我不看。”王葆真没有争辩，只是继续阅读和思考。台儿庄战役后，他在汉口工作期间，又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人接触，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军民关系有了更直接的认识。
从那以后，他开始利用自身身份，为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力量提供帮助。蒋介石派陈立夫劝说他去重庆任职，王葆真当面表示：“我不求做官，只希望团结抗日，实现孙中山先生的理想。”这番表态使他被视为“亲共派”，随后被撤去职务。
抗战胜利后，王葆真反对内战，参加民主人士的和平活动。1946年较场口事件发生后，他仍没有沉默。1948年，他参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上海的活动，并凭借国民党元老身份，做策反和联络工作。
他的工作不是空喊口号，而是逐一寻找旧日关系。通过乡谊、同事和军界旧交，他劝说一些国民党军政人员认清形势，避免上海遭受更大破坏。刘昌义率部起义，便与这类联络工作有关。吴淞口附近驻军、上海警察系统及长江沿线部分力量，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1949年2月24日，王葆真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押于提篮桥监狱。与他同时遭捕的人员中，有人被严刑逼供，有人被处决。王葆真年近七旬，仍拒绝供出联络名单。审讯者威胁要枪毙他，他只回答：“我没有什么可交代的。”
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后，曾设法通过人员劝他交出名单，王葆真依旧没有松口。周恩来获悉此事后，在和谈期间致函李宗仁，要求释放被捕的民主人士，并特别提到王葆真。由于多方压力，国民党方面迟迟没有立即处决他。
这场拖延，给王葆真留下了生机。上海解放后，解放军代表进入提篮桥监狱，将他接出。出狱当天，他写下诗句：“解放军来才解放，监门开锁庆新生。”随后，他接受治疗，身体逐步恢复。
1949年6月，王葆真抵达北平，参加新政协相关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政协、水利等方面继续工作，提出意见，参与国家建设。周恩来得知他患有肾病，还安排他接受治疗。
王葆真晚年仍保留着旧日习惯，读书、写诗、关心政务。1977年10月，他在北京去世，享年97岁。这个曾经参加同盟会、担任过国民党职务的老人，最终把自己的晚年交给了新中国的公共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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