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年间，广州商人北上赴京，最先要做的并不是收拾行李，而是打听哪条路最稳妥。走陆路，翻山越岭；走水路，受风候影响。所谓“从广州到北京”，并没有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的固定答案。
今天看来，两地相距不过是一张交通图上的一段距离。放到古代，却要拆成道路、季节、身份和财力几件事来判断。普通百姓、赶考书生、商队和驿站使者，走的是不同的路，花费的时间也完全不同。
先说最常见的陆路。广州北上，要经过岭南山地，进入湖南、湖北一带后，再向北穿行。道路并非笔直铺开，许多地方只有山道、土路和渡口。遇到雨季，泥泞会拖慢脚程；碰上山洪，甚至要在原地停留数日。
普通行人每天走二三十里，已经相当辛苦。若携带行李，速度还会下降。按照三千多里的路程估算，单纯赶路也要四个月上下，算上休息、问路、等候渡船和绕行，半年左右并不夸张。贫寒旅客往往不是走得慢，而是没有条件一直走。
有人可能会问：“骑马总该快不少吧？”确实如此，但马匹也需要喂养、饮水和休息，山路上更不能任意奔驰。普通骑行每日五六十里较为稳妥，路况好时可以更多。这样从广州到北京，大约需要两个月，途中若遇雨雪、疾病或关卡延误，时间还会继续增加。
富裕商人通常不会单人赶路，而是组织车队，雇佣脚夫、车夫和护卫。货物越重，速度越慢。商队看重的不是某一天走了多少里，而是能否安全通过关隘，能否按时抵达集市。对他们来说，晚到几天尚可承受，货物被损毁或遭遇劫掠，才是真正的灾难。
水路则是另一番情形。广州北上的货物，可以沿湘江进入长江水系，再设法转入运河或陆路，最终抵达京畿。水运载货量大，价格有时比陆运合算，可船行受水位、风向和季节制约。逆流而上尤其缓慢，纤夫拉船的场景，正是古代长途运输的真实写照。
从广州到北京，并不等于一路坐船。江河之间有分水岭，也有无法通航的地段，货物必须装卸转运。船队到了某处，可能换船，也可能改走陆路。一次转运，便意味着人力、时间和费用同时增加。因此，水路未必比陆路快，却往往更适合大宗货物。
赶考书生的速度，通常介于两者之间。他们要携带书箱、衣物和盘缠，还要避开过于危险的道路。科举考试有明确日期，提前数月出发是常事。若从广州前往北京参加会试，路上花费四到六个月并不稀奇，真正留给读书和休息的时间，反而少得可怜。
旅途中最难熬的，往往不是每天走多少里，而是不知道下一站会发生什么。渡口可能因涨水停摆，客店可能已经住满，山路也可能被塌方截断。清代旅行者留下的路程记录，常常以“某日抵某地”计算，中间停留几天，并不会完全写进单日行程。
官府驿递又是另一套速度。紧急公文由专门的递送人员负责，凭驿牌换马，沿途不断接力。这类任务不是普通人的出行，更不能拿来推算百姓赶路。所谓“八百里加急”，首先是一种紧急等级，实际速度要看道路、马匹、驿站密度和文书性质，并非每次都能达到传说中的数字。
唐代关于快马传递军情的记载，常被后人概括为“日行千里”。但那是极端状态，需要驿站系统支撑，也需要连续更换马匹。马匹跑坏、人员倒毙的风险极高。杨贵妃喜食岭南荔枝的故事，同样属于特殊运输，且路线是岭南到长安，不能直接套用于广州到北京。
普通旅客还要面对盘缠问题。沿途住宿、渡船、饭食都要花钱，干粮只能解决一部分需求。遇到疾病，只能找郎中或在客店休养；若银钱耗尽，旅程便可能被迫中止。古代远行不是迈开双腿那么简单，而是一场对体力、钱财和运气的长期考验。
所以，若问普通人从广州到北京要多久，较稳妥的答案是四个月到半年；骑马或依靠车船，可能缩短到两三个月；若是驿站急递，才有机会压缩到十天左右，但那属于公文传递，不能视作寻常旅程。距离写在地图上只有一条线，真正走起来，却是无数山川、渡口和驿站共同组成的漫长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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