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6日晚，北京前门火车站，毛泽东登上了开往满洲里的专列。站台上没有送行人群，沿线也看不到寻常的喧闹，荷枪实弹的警卫分布在每个要点，连车厢编号都被严密遮掩。
新中国成立不过两个多月，战争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去。北平和平解放后，城内仍存在复杂情况，台湾方面也可能设法获取重要情报。毛泽东此次出访，目的之一是赴莫斯科为斯大林祝寿，同时商谈中苏关系及有关条约事宜，安全自然不能有半点疏漏。
出发前，周恩来、滕代远、罗瑞卿等人反复检查警卫安排。专列并非一列火车那么简单，前方有引导车，后方有备用车，中间才是毛泽东乘坐的主车。三列车之间保持距离，彼此可以通过电话联系。
车厢内的乘务人员并不知道护送的是哪位首长。毛泽东的专车位于编组中部，贴身警卫和随行人员各有分工，外部人员没有召唤不得接近。这样的安排，看似繁琐，却是当时特殊环境下不得不采取的办法。
21时许，专列驶离北京。周恩来没有随车远行，而是留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临行前把罗瑞卿、杨奇清、滕代远叫到一起，反复叮嘱主席安全。罗瑞卿当时担任公安部部长，承担的压力尤其沉重。
有意思的是，江青曾在列车开动前赶到车站。她没有携带相应通行证，哨兵依照规定将她拦在门外。任远认出身份后，才让她进入站区。这个插曲说明，当时的警卫制度并不因来人身份特殊就轻易破例。
专列进入天津一带后，真正的考验出现了。铁路工作人员在列车将要通过的铁轨附近，发现了一枚手榴弹。消息传到警卫车厢，罗瑞卿立即警觉起来，马上追问现场清理情况。
“怎么现在才发现？”
面对询问，相关人员一时无言。罗瑞卿随即严厉批评，认为这样的疏漏不能轻描淡写地放过。经检查，那枚手榴弹已经锈蚀严重，基本失去爆炸可能，但它究竟是遗留物，还是有人故意放置，当时不能凭外观草率判断。
罗瑞卿没有因为手榴弹失效便放松警惕。他决定留在天津调查，将护送任务交给杨奇清继续负责。杨奇清也认为，毛泽东出访的确切行程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外部势力未必能够准确获悉专列通过的时间和地点，但这次意外仍然敲响了警钟。
“车上的警卫不能松。”
罗瑞卿下车前留下这句话，随后在天津展开检查。后来调查倾向于认为，这枚旧手榴弹更可能是铁路沿线遗留物，并未发现与专列遇袭有关的证据。严谨之处正在这里：没有证据，就不能把偶然发现直接说成敌特行动。
第二天清晨，专列抵达山海关附近。毛泽东起得很早，看到朝霞中的长城和关隘，临时走下列车，在站台和天桥附近眺望。警卫人员事先并未预料到这一举动，见他走出车厢，顿时紧张起来，只能迅速调整部署。
候车旅客逐渐认出了毛泽东，站内出现了压低声音的惊呼。毛泽东兴致很高，还谈到山海关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警卫干部担心安全，没有同意他前往更远处游览，只能劝他返回列车。
重新坐下后，毛泽东发现随行人员中少了一个人，便问师哲：“罗瑞卿呢？”
得知罗瑞卿因天津发现手榴弹而下车调查，毛泽东没有责怪，反而认可他的处置，认为这位公安部长办事认真。专列随后继续向东北方向行驶，穿过山海关，驶向满洲里。
这次旅程留下的，不只是一次出访记录。天津铁轨上的旧手榴弹，让负责警卫的人看见了制度中可能存在的缝隙；罗瑞卿临时下车调查，也体现出当时对最高领导人安全的谨慎态度。对新生政权而言，很多工作正是在这样的细节里被重新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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