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帝登基那日，天朗气清，满朝文武匍匐在丹墀之下，山呼万岁的声浪震得殿宇间的铜鹤都微微发颤。司礼监尖细的嗓音穿过重重宫门，像一把薄而利的刀，剖开了这个本该普天同庆的吉日——“丞相李疏，告病——”
无人觉得意外。李疏的“病”，算来已整整三十年。从先帝登基那年起，他就成了朝堂上一个虚设的影子，永远的一张空席。起初还有御史上疏弹劾，说他“托疾避事，有负圣恩”，先帝却只是一笑置之，批了两个字：“知道了。”后来，连弹劾的人都倦了。坊间传闻，李疏得了怪疾，见不得生人，听不得喧哗，遍访名医，药石无灵。他府上的下人每年都要去太医院领取人参养荣丸，一领就是三十年，成了太医院账册上一笔固定的、沉默的支出。
新帝年轻，心里存着疑。登基后第三日，他不带随从，只着便服，径直去了丞相府。那宅子在长安城最僻静的坊角，门口的石狮风化了棱角，青苔漫上台阶。只有一个老仆引路，耳背，说话要凑到跟前大声嚷。穿过几进空荡荡的院落，药味越来越浓，柏木的香气混着某种苦涩的根茎气息，像是熬煮了半辈子的汤药把整座宅子都腌透了。
卧房里，李疏躺在床上，用被子蒙着头。被子鼓鼓囊囊，堆得比寻常人高些。新帝在床边站了许久，对方纹丝不动，仿佛真是一个缠绵病榻的朽物。新帝不言语，上前，一把掀开被褥。
没有想象中的枯槁病容。被窝里，整整齐齐，堆满了纸。发黄的，崭新的，一摞摞，一叠叠，从床头垒到床尾，边角压着铜镇纸、玉如意、甚至一块砚台，像一支沉默的军队，各安其位。全是朝会笔记。
每一页都标着日期，记着时辰，录着廷议的每一句要旨，每一个争论，每一次圣裁。三十年来，一次不落。最早的几页纸色如秋叶，墨迹洇开细小的晕，是那年江南水患，先帝连下三道赈灾诏，李疏抄录时手抖，砚台里溅出的水渍。中间一沓用蓝丝线装订，是北方鞑靼和谈那一年，他记下了使臣每一句辞令的细微差别，旁边用小楷批着“此处彼似有隐忧”。最上面几页，墨迹尤新，记的正是新帝登基那日的朝会。连司礼监那声“告病”后，大殿里短暂的静默，都被细致地标注在角落，旁边画了一个小小的问号，像一滴悬而未落的墨。
新帝怔住了。他随手拿起一页，字迹工整却微微发颤，仿佛记录者正身处某种巨大的惶恐或渴望之中。那些字不是死的，在泛黄的纸上微微凸起，像脉搏，跳了三十年。
他转头，看向床上蜷缩的人。李疏的脸从被褥掀开的瞬间就变得苍白，此刻更是白得像一张未曾落墨的宣纸。他抿着唇，下颌绷成一条细线，不敢抬眼。肩膀缩着，整个人努力往床角的阴影里靠，仿佛那掀开的被子是最后一道屏障，而新帝的目光是千军万马。
“朕的丞相，”新帝的声音在寂静中响起，带着一丝极淡的困惑与荒谬，“你这是……在上朝？”
李疏缓缓抬起头。他的眼睛不大，藏在散乱的灰白鬓发后面，像两粒被磨了三十年的石子。眼神闪烁了一下，慌乱、羞惭、还有一丝说不清的执拗，像一只受惊的、藏了三十年秘密的动物，终于被人从窝里拽了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张了张嘴，嘴唇干裂，没发出声音，只是极轻地点了点头。喉结滚动了一下，像咽下了什么巨大的、哽住了喉头的东西。
新帝沉默了很久。他慢慢蹲下身，与床沿平齐，视线与李疏齐平。然后，他把手里那页纸轻轻放回被窝里，那一堆纸山的顶端，像把一块失落的骨头安回了骨架。
“往后，”新帝说，声音很轻，“朕让人在殿角给你设一道屏风。你坐在后面听，不用见人。”
李疏猛地抬起眼。这一次，他的眼睛里有光，很亮，很大，像两口枯了三十年的井，突然涌出了水。那些水在眼眶里晃了晃，没有落下来。他颤巍巍地伸出手，指尖触到被窝里那些纸的边缘，像抚摸一个终于被允许带出门的孩子。
新帝站起身，走到门口，又停住。没有回头，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明日早朝，屏风会摆好。”
脚步声远了。卧房里恢复了寂静，只有药味在空气中缓缓沉降。李疏慢慢坐起来，把散乱的纸拢了拢，一张张抚平，按日期排好，重新码成一座小小的、整齐的山。然后，他把被子拉起来，盖住那些纸，也盖住自己，只露出半张脸。在昏暗的帐幔里，他闭上眼睛，嘴角微微弯了一下。
明日，明日他就能“上朝”了。隔着屏风。这三十年的病，忽然就好了。
社恐丞相丞相李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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