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7月25日傍晚，广东拱北关闸，中葡两边的哨兵隔着拒马对峙。谁也没有想到，一名葡萄牙士兵向前挪动的几步，竟会把澳门推到战争边缘，也让新中国第一次在澳门问题上，正面展示了处理边境冲突的决心。
关闸不是普通的岗哨。它既是内地与澳门之间的重要通道，也是粮食、蔬菜等物资进入澳门的必经之地。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对港澳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既不承认殖民统治的合法性，也没有急于以武力解决，而是努力维护当地同胞的生活和社会秩序。
当时，南光公司在澳门发挥着特殊作用。它既联系澳门各界，也承担着沟通内地与澳门的重要职责。澳门居民遇到粮食供应、治安和民生方面的困难，往往更愿意找南光公司，而不是澳葡当局。这样的现实影响力，使澳门表面上维持着一种微妙平衡。
偏偏在这一天，平衡被打破了。
据有关资料记载，葡方一名黑人士兵越过原有位置，走到距离中方哨兵很近的地方，并把横在双方之间的拒马向中方一侧推动。中方哨兵没有立即动手，而是用手势要求对方退回原位。
对方不但没有收手，反而叫来多名士兵共同搬动拒马，越过了中方警戒线。中方哨长赵学登当即提醒：“退回去，这里不能再往前。”葡方士兵置若罔闻，甚至用刺刀刺伤中方人员。
这一刻，冲突性质已经发生变化。
中方哨兵仍然尽量克制，避免被对方诱使先开火。可葡方很快拿出步枪，并向中方射击。枪声传开后，关闸附近的局势迅速失控。到了夜间，葡方炮火又波及拱北一带，造成平民财产和设施损失，原本的哨所冲突变成了严重的边境事件。
消息传到广州后，中央没有迟疑。中方一面要求葡方承担责任，一面命令有关方面保持戒备。关闸随即关闭，澳门与内地之间的物资运输被暂停。这个决定并非单纯为了施压，更是为了让葡方明白，边境线和中国人的生命财产，不是可以随意试探的对象。
澳葡当局很快感到压力。澳门驻军数量有限，许多士兵还是雇佣人员，一旦事态扩大，很难抵挡中方的军事和政治压力。澳督不愿亲自出面，只得让经济局局长罗保负责与中方接触。
在广州，叶剑英将情况上报周恩来。朝鲜战场仍在激战，国内又不能让澳门发生更大动荡，处理这件事必须拿捏分寸。毛泽东据此提出了一个很有针对性的原则：“大国从严，小国从宽，葡国是小国，可以宽大处理。”
这句话并不是让步，而是确定了处理方式：不把局部冲突扩大为全面对抗，但也不能让葡方把责任含糊过去。中方提出的条件很明确，葡方必须查清事由、惩办责任人员，并立即停止开火。
澳门方面的谈判代表何贤、马万祺承担了沟通任务。他们一边向中方转达澳门居民的困难，一边要求澳葡当局尽快拿出正式态度。关闸关闭后，澳门的粮食和蔬菜供应受到影响，普通居民成了最先承受压力的人。
“澳门同胞也是中国人，不能让他们为葡方的错误受苦。”这是中方在处理过程中反复强调的现实考量。对抗可以有边界，民生不能成为报复手段。正因如此，中方没有无限期封闭关闸，而是把重新开放与道歉、赔偿、保证不再挑衅联系在一起。
谈判并不顺利。双方多次往返，前后进行了十多轮磋商。葡方起初试图把事件解释成语言不通或士兵误会，显然难以被中方接受。边境线上的越界、刺伤和开火，都不是一句“误会”能够掩盖的。
1952年8月23日，双方终于达成处理意见。葡方代表澳督递交书面道歉，承认在关闸事件中负有责任；同时，对中国方面遭受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作出赔偿，相关记载通常称赔偿数额为4亿多元人民币。葡方还承诺，今后不得在关闸一带挑衅，并将警戒位置后撤约50米。
从7月25日冲突发生，到8月23日达成协议，真正决定局势走向的关键阶段只有数天。所谓“6天打服”，更多是对中方迅速封锁关闸、部署力量并迫使葡方转变姿态的概括，并非一场持续六天的大规模战役。这里没有大兵团厮杀，却有主权、边界、民生和外交之间的较量。
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澳葡当局曾越过关闸原有界线，并派兵占据部分位置。那时中国刚结束抗日战争，政局复杂，对方的越界没有得到有力纠正。到了1952年，面对同样的边境试探，新中国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处理办法：军事上保持压力，谈判中留有余地，民生上顾及澳门同胞，责任上则要求书面承认。
关闸事件没有演变成全面战争，却留下了道歉、赔偿和后撤警戒线这些明确结果。对葡萄牙而言，这是一次代价不低的挑衅；对澳门而言，关闸重新恢复通行；对新中国而言，则是在复杂国际环境下处理殖民势力边境冲突的一次重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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