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冬，上海。城市里的药房仍在接收来自各地的订单，朝鲜前线的伤员却在等待一批批急救药品。就在抗美援朝物资供应最紧张的时候，一个并不起眼的药商王康年，利用这场战争牟取暴利，最终把自己推到了死刑台前。
当时，志愿军作战环境极其艰苦。严寒、炮火和交通困难，已经给医疗救护带来巨大压力。许多伤员并非倒在战场上，而是在转运和治疗过程中，因为感染、缺少药物而失去生命。药品、绷带、器械，每一样都关系到伤员能不能活下来。
国内各地都在支援前线。上海是全国重要的工商业城市，药品采购任务自然十分繁重。有关部门需要从多家药房和商号筹集物资，时间紧，数量大，验收工作难免承受压力。王康年正是看中了这个空隙。
王康年早年在商业电台工作，熟悉买卖门道。解放战争时期，他曾得到岳父资助，在杭州开办药铺。那段日子并不宽裕，国民党伤兵进店取药，常常赊欠甚至强拿，药铺经营一度陷入困境。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秩序稳定下来，他的生意才逐步恢复。
按常理说，生活重新走上正轨，本应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定。然而，面对支援前线的采购机会，王康年却把救命的药品当成了发财工具。他通过关系承接大额订单，取得货款后，没有按约组织合格货源，而是把资金挪作他用，进行投机牟利。
采购人员催货时，他便拿仓库中的存货敷衍。存货用尽后，问题更加严重。为了压低成本，王康年购入过期药品、劣质器材，甚至把假药混入其中。有些绷带已经霉变，有些药品早已失去药效，却仍被包装、装箱，作为军需物资运往前线。
“这些东西不能用。”
据后来调查，店内有人曾对这种做法表示过异议。但在利益和压力面前，反对的声音被压了下去。前线要得急，层层转运又增加了核查难度，问题没有立即暴露。等到伤员救治中接连出现异常，严重后果已经造成。
事故反映到中央后，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要求彻查药品供应中的问题，不能让危害前线的行为被轻轻放过。时任上海市主要领导的陈毅接到任务后，立即组织力量展开调查。此案牵涉采购、运输、仓储和多家商号，调查人员起初并没有现成线索。
难处在于，上海参与供货的药房不少，单凭一两批货物，很难马上锁定源头。调查组逐家核对，许多商号表面手续完整，账面也经过整理，王康年似乎早有准备，试图把责任推给供货商和运输环节。
有意思的是，突破口并不在药柜，而在银行账目。陈毅提出，规模不大的药行如果突然出现远超日常经营能力的资金往来，背后很可能另有文章。调查人员顺着资金流向排查，发现王康年经营的大康药行有大笔异常收支，与其平常规模明显不相称。
账目打开后，原本散乱的线索逐渐连成一片。大额货款、异常采购和仓库中的问题物资相互印证，王康年很快被捕。面对审讯，他仍然反复辩解，声称自己只是经手买卖，并不知道药品存在问题。
真正让案件定性的是店内人员的证言。那些曾参与采购、分装和发货的职工，掌握着最直接的情况。过去，他们担心丢掉饭碗，也害怕遭到报复，不敢站出来。调查深入后，多名职工陆续作证，说明了劣质药品的来源、分装过程以及王康年如何指使他人发货。
“货是你让我们装的，出了问题，不能全推给别人。”
证词与账目、物证相互对应，王康年再也无法靠狡辩蒙混过去。案件查明后，他被认定在国家紧急采购中以次充好、销售假劣药品，严重危害志愿军伤员救治，性质极其恶劣。
需要说明的是，相关史料对部分细节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王康年案发生在抗美援朝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整顿经济秩序的背景下，时间通常记为1952年。1952年2月28日，王康年被判处死刑并执行。
这起案件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视，不只是因为一个商人卖了劣质药品，更因为它触碰了战争年代最不能触碰的底线：前线将士用生命作战，后方供应就必须把每一件物资当作救命之物。利用国家急需牟利，最终面对的，不仅是账目上的亏空，而是法律作出的严厉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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