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3月，北京贡院附近，毛泽东在秘书陪同下走进海军司令部办公楼。那天是星期日，楼里十分安静，只有军务处长岳英值班。毛泽东没有乘车摆阵势，而是步行前来，说是散步，顺便看看海军的办公条件。
这栋楼只有三层，在当时的北京却颇为显眼。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海军机关长期借住民房，办公地点分散，保密和工作效率都受到影响。海军后勤部门好不容易建起一座办公楼，本意是解决燃眉之急，却没想到毛泽东一进门，先问起了造价。
“每平方米要花多少钱？”
岳英如实回答，大约一百二十元。毛泽东听完，神情明显变了：“好贵哟。”随后又提醒，国家手头紧张，办事情要注意节约。
话传到海军后勤部长张汉丞耳中时，他没有把这看成一次普通的参观。张汉丞特意找到岳英，详细询问毛泽东察看了哪些地方、问了哪些问题。听完经过，他提笔写下六个字：“少花钱，多办事。”
这六个字，既像自我提醒，也像对后勤工作的要求。海军建设不能没有房屋、仓库和供应体系，但建设更不能脱离国家财力。张汉丞真正需要解决的，并不是“建不建”，而是怎样用有限的物资，把关键事情办成。
海军初创时，困难远不止一栋办公楼。海军领导机关从地方调入北京后，连固定办公场所都很紧张。后勤供应又分散在各大军区，标准不一，手续繁杂，遇到紧急任务时，层层转办很容易耽误时间。
张汉丞在实际工作中发现，海军如果一直依靠各大军区供给，就很难形成适应海军特点的保障体系。于是，他以海军领导机关名义向中央提交报告，建议建立相对独立、上下贯通的后勤供应系统。报告得到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同意后，海军从1953年起逐步实行统一供应。
这项调整看似只是机构变化，背后却牵涉军队建设的基本规律。陆军部队可以依托陆上交通线展开，海军则要面对舰艇、港口、油料、弹药和维修等特殊需求。没有统一管理，物资很难精准配置，部队训练和作战也会受到牵制。
张汉丞之所以对那六个字感受深，还因为他早年就经历过极其艰苦的环境。1935年8月，红军长征到达毛儿盖时，他担任交通队警卫排长。当地藏族群众不了解红军，纷纷躲进山中，正值成熟期的青稞无人看管。
林伯渠交给他一项临时任务：带人保护田里的粮食。林伯渠明确说，青稞是百姓一年的口粮，红军到了这里，不能损害群众利益。张汉丞每天汇报情况，遇到特殊问题随时请示。警卫排因此又多了一个称呼——“护青”的队伍。
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毛儿盖召开，张汉丞负责警卫。毛泽东散会后从楼上下来，主动与他握手，询问姓名和工作。得知他只有21岁，毛泽东鼓励道：“年轻嘛，努力干，有前途！”
这次短暂交谈，张汉丞记了很多年。对他而言，毛泽东关注的并不只是战斗，也包括纪律、群众利益和年轻干部的成长。后来无论在抗日战场，还是在海军后勤岗位，他都把这些要求落实到具体事务中。
1938年，张汉丞在山西汾城组织抗日武装，曾利用铁耙、铁丝设置障碍，打击日军骑兵；又以送葬作掩护，突袭赵康镇据点。战法并不奢华，依靠的是侦察、组织和临机处置，花费少，效果却很直接。
1939年底，阎锡山方面向新军第213旅施压，张汉丞率部在晋西局势恶化后突围，1940年初到达太岳抗日根据地。彭德怀听说经过后，称赞这支队伍能够从险境中保存下来并带出部队。毛泽东后来评价，这支红军队伍像播种机一样，把力量带到新的地方。
从战场上的简易器材，到海军机关的办公楼，张汉丞面对的始终是同一个问题：条件有限时，怎样把事情办好。办公楼可以建，制度必须立，钱却不能随意花。毛泽东在贡院的一问，落到了海军后勤工作的要害上，也让“少花钱，多办事”成为张汉丞长期坚持的办事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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