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3月，沈阳，615厂西屋包装车间的木箱被撬开，两块编号为“100”的黄金不见了。案发时，距离休息日结束还有一夜，负责清点的郭家惠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下班前多看了几眼的木箱，竟会成为一场大案的起点。
615厂是当时重要的造币和贵金属加工单位，工人进厂前要接受严格审查。那几年，国家经济困难，外汇储备有限，部分金银经过收集、冶炼和提纯后，用于对外支付以及购买急需物资。它们不是普通商品，而是国家在紧要关头能够调动的硬通货。
为便于管理，厂里把黄金产品编号为“100”，白银产品编号为“200”。3月18日，郭家惠完成账目核对后，又去西屋看了一遍。角落里堆着十多个木箱，最上方的箱子里，正放着四块黄金。他没有发现异常，随后离开厂区回家。
周一上班不久，工人高兴贵急匆匆跑来报告：“组长，黄金少了！”两人赶到现场，只见木板门被砸出缺口，木箱顶部也留下撬动痕迹。四块黄金中，有两块已经消失，只剩下破损的包装纸和凹陷的填料。
失窃数量很快查明：黄金共计800两，按当时的计量折算，约为50斤。那个年代，普通职工每月收入只有几十元，猪肉价格也不过几角钱一斤。如此巨大的损失，足以让整个工厂震动。
最先承受压力的，是郭家惠和高兴贵。郭家惠是最后清点产品的人，高兴贵则是第一个报告失窃的人，两人很快被列为重点调查对象。对他们而言，丢失国家财产已经难以承受，若再被认定为故意隐瞒，后果更不堪设想。
案情上报后，引起中央重视。周恩来得知这批黄金关系国家物资调度，曾严肃要求尽快破案，并强调这是国家在困难时期的重要储备。沈阳方面随即成立专案组，调查范围扩展到厂内各个环节，615厂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调查人员从现场留下的鞋印和工具痕迹入手，判断作案者穿着自制棉鞋，使用的可能是羊角锤。工人们被要求说明案发当晚的行动，有人被反复询问，有人受到怀疑。遗憾的是，调查一度陷入僵局，真正的作案者并没有急着逃离，反而混在人群中关注案情进展。
有意思的是，关庆昌正是这样一个人。他在厂里担任生产管理科副科长，能够接触生产流程，也知道贵重产品的存放情况。解放前的经历并不简单，进厂后却长期表现得谨慎勤快，几年间逐步得到重用，进入了管理岗位。
关庆昌的妻子黄淑珍在相关车间工作，夫妻二人对黄金加工环节并不陌生。案发前，他们已经有过私取贵金属的行为。面对编号为“100”的黄金，关庆昌没有把它看成国家物资，而是把职务便利当成了谋利机会。
3月18日晚，他先到厂内澡堂，再以参加集体活动等方式制造行踪。夜深后，他携带工具进入西屋，砸开门板，撬动木箱，将两块黄金用绳子固定在身上，再以雨衣遮掩。黄金分量极大，搬运并不轻松，但贪念让他冒险完成了整个过程。
回到家后，金块被藏进灶膛和院中土里。关庆昌没有立即出手，因为这种纯度和数量都异常的黄金，稍有动作便可能引起注意。他还主动协助调查，向同事打招呼，配合检查，甚至提供自己的行动轨迹，试图把自己放在“热心破案者”的位置上。
这场调查因此出现了令人痛心的偏差。郭家惠、高兴贵以及一些普通职工被怀疑，厂长李榆也因管理责任受到处分。多年以后，案件又被重新提起，李榆在1968年8月遭到审查，甚至有人提出到其母亲坟墓中寻找黄金。事实证明，这些猜测都没有依据。
关庆昌一家则在恐惧中生活。黄金不能公开变卖，只能长期埋藏。为了遮掩痕迹，他退掉较大的住房，搬入独户小院，加高院墙，减少与外界往来。父亲听闻内情后长期忧惧，身体迅速垮掉。家中办婚事，也不敢大张旗鼓，生活被这批黄金彻底改变。
转机出现在1980年3月。国家调整金银回收政策后，黄淑珍试着拿出一块黄金到银行询问。工作人员发现其纯度异常，联想到多年前的615厂失窃案，随即报告有关方面。顺着这条线索，调查人员控制了黄淑珍，并在关庆昌家中搜出其余金块。
这起尘封近19年的案件终于被揭开。关庆昌被判处死刑，黄淑珍被判处无期徒刑。那些曾因案件遭受牵连的人，有的留下终身阴影，有的直到多年后仍背负着难以解释的处分。800两黄金没有改变关庆昌一家的命运，反而成了他们始终无法摆脱的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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