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次普通探望。医生反复研究治疗方案，护士日夜守在病床旁，但贺子珍的身体状况仍在恶化。医院判断，家属应尽快赶来，免得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

消息传到北京，李敏心里十分焦急。她当然想立刻动身，可“去上海陪母亲”这件事，并不是收拾行李那么简单。一个家庭里，老人、孩子和病人，往往同时需要照料，谁也不能轻易撒手不管。

李敏当时并非没有孝心，也不是对母亲的病情漠然。恰恰相反，她长期惦记着贺子珍，只是现实中的几重牵绊，把她牢牢拴在了北京。

最直接的一层牵挂，是女儿孔东梅。她出生于1972年，1984年只有12岁，正处在求学和成长的重要阶段。孩子年纪尚小，日常生活、学习安排，都离不开家长照应。李敏若长期离京，女儿便很难有人妥善照管。

有人会问，难道不能请别人帮忙吗？短时间的照看或许可以，长期承担家庭责任，却不是一句“找人帮忙”就能解决的。那个年代，家庭事务大多依靠亲属之间彼此照应，孩子的教育和生活，也很少完全交给外人。

另一层压力来自丈夫孔令华。孔令华有自己的工作，平时事务繁忙，无法长期留在家中照顾女儿。更重要的是，他本人的身体状况也不理想，胃病较重，需要注意饮食和休息。

于是，李敏在家中承担的事情并不少。女儿要照看，丈夫要照顾，家里的琐事也需要她处理。她若前往上海，家里就可能出现无人顾及的局面；她若留在北京，母亲病重又让她难以安心。

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原因，就是李敏自己的身体。她并不是一个身体强健、可以长途奔波的人，平时就需要服药和休养。照料病人本身十分辛苦，更何况还要面对北京、上海之间的往返劳顿。

不得不说，亲情有时并不能直接化解现实困难。想去，却走不开；担心，却无法陪在身边。这种两头牵挂的处境，对李敏而言无疑是一种煎熬。

路费也是实际问题。北京到上海距离不近，来回交通、住宿以及途中开销，对普通家庭都不是小数目。一次探望尚可设法安排，若要长期往返，经济压力便会持续增加。李敏和孔令华当时的生活并不奢侈，不能把这层因素完全排除在外。

有意思的是，表面看，这是一个女儿能否陪母亲住院的问题；往深处看，却是一个家庭多重责任同时压来的结果。四个方面彼此交织：女儿年幼，丈夫有病，自己体弱，往返花费又重。哪一项单独拿出来，似乎都能想办法，合在一起便格外沉重。

在北京的李敏并非无动于衷。相反，正因为牵挂太深，她的精神和身体也受到影响。母亲的病情一日比一日严重，医院又不断传来令人担忧的消息，她的焦虑可想而知。

上海方面也在尽力救治。华东医院的医护人员持续观察贺子珍的情况，希望减轻病痛、延缓恶化。可是到了这一阶段，治疗效果并不理想。医院经过考虑，向李敏和孔令华发出通知，希望他们尽快赶到上海。

“情况不太好，还是尽快来一趟吧。”这类话，医生通常不会轻易说出口。对家属来说，听见这句话，便意味着必须在最短时间内作出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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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有关方面了解到李敏夫妇的实际困难后，给予了帮助。根据相关回忆，为让他们及时赶赴上海，有关方面安排专机送他们前往。这个安排解决的不只是交通问题，更是把一个原本难以完成的家庭愿望，迅速变成了现实。

李敏和孔令华简单收拾后赶往机场。一路上，他们最牵挂的不是行李，也不是行程，而是病床上的贺子珍还能不能等到他们。

抵达上海后，夫妇二人立即前往华东医院。此时，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一家也已经赶到。亲人们陆续出现在病房里，原本沉寂的空间多了几分动静。

贺子珍看到女儿和亲属，虽然身体虚弱，已经难以多说话，仍努力作出回应。李敏站在病床前，看着母亲消瘦而疲惫的面容，许多话堵在喉咙里。她没有长期陪在上海，并不代表她离开了母亲；那段迟迟无法成行的日子里，她一直被北京的家庭责任和对母亲的牵挂同时拉扯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