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像一条缓缓流过的河，河面上漂着土黄色的光，也漂着我们懵懵懂懂的童年和少年。那些年，实行小学五年制，初中三年制，高中两年制。学制不长，日子却过得深一脚浅一脚，许多事情像风一样刮过乡村校园，也刮进了我们这些孩子的记忆里。
我们读到四年级、五年级那两年，发生了许多大事。懵懵懂懂中，我们送伟人离世，又热烈庆祝新的国家主席诞生。那时我们还小，未必懂得历史的分量，只记得校园里忽然安静下来，又忽然响起锣鼓和口号；只记得大人们神情庄重，老师们说话的声音也低了。
后来，又听闻山崩地裂的唐山大地震，不久举国同庆十年浩劫结束……这些消息从广播里、从大人们的谈论里、从一张张报纸和一场场会里传到愉群翁，传到东方红小学的土操场和教室门口。我们就在这样的年月里长大，书包里装着课本，也装着那个时代忽明忽暗的回声。
就在我们小学毕业进入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的老师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大多数知识青年老师们通过参加高考，或各种机会都回城了。他们曾把青春留在乡村，把粉笔灰留在袖口，把歌声和普通话留在课堂上；如今他们有了新的路，要回城去，要重新走进考场和新的生活。
我们舍不得，却也隐隐知道，这是时代在转弯。这个时候，谢兴国老师、樊维林老师、付增和老师等本地回乡老师接任了我们的班主任和科任老师。樊维林老师是语文老师，付增和老师是数学老师，这两位老师在我们的初中学习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樊老师的语文课，常从一段课文讲到做人做事，讲到乡村外面的世界；付老师的数学课，粉笔在黑板上嗒嗒地响，一道题一道题地拆开，又一步一步地合拢，他用愉群翁方言，将抽象的几何、代数具象化。我们这些刚从小学升上来的孩子，就是在他们手里慢慢收住了心，懂得了读书的分量。
同时，国家加大了对教育的投资力度，愉群翁的中小学，都分配来许多大中专院校毕业生，特别是师范生。校园里多了年轻的面孔，办公室里多了新来的口音，课堂上也多了新的教法。我们遇到了好多好老师，有曹永科、李茜苹、徐宏瑞、李先荣、景玉梅、文雁达等优秀教师！
这些老师有的严厉，有的温和，有的讲课像讲故事，有的把公式写得工工整整。那几年，教室还是那样的教室，土墙、木窗、黑板、讲台，冬天要生炉子，夏天要开窗通风；可我们分明感到，教育的春天正在一点点回来。
生于六十年代的我们，经历了乡村教育起步的艰苦岁月，庆幸的是，我们最终还是赶上了国家拨乱反正、教育振兴的末班车。说“末班车”，并不是说我们走得轻松，而是说在那样的乡村里，能赶上这样一趟车，已经是一代人的幸运。
我们这些出生于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入学读书的愉群翁孩子们，高中毕业于八十年代初期。那时候，大多数女生都进了东方红小学当了民办代课教师！这似乎是一条朴素的路：从东方红小学走出去，读了几年书，又回到东方红小学，站到讲台前，拿起粉笔，面对一群和当年的自己一样睁着大眼睛的孩子。
那年那月，农村小学的中坚力量就是那些低工资有担当的民办代课教师们！他们工资不高，任务不轻；家里有地，学校有课；放下锄头就进教室，批完作业还要忙家务。可他们守住了课堂，守住了孩子的念书声。
就东方红小学，就有白玉存、沈梅芳、薛学荣、马春莲、马翠玲、罗春音、马瑞、马秀花、王凤生、安新云、马玉生、马春梅、马玉洁、程芳琴、邓成兰、马仲平………这些年轻的民办代课老师们，多年来，坚持在东方红小学教育教学工作第一线，为东方红小学的教学工作做出了贡献，在愉群翁的教育教学史上，值得一提。
他们的名字，写在花名册上，也写在一届又一届学生的记忆里。早晨的钟声里有他们，冬天的炉火旁有他们，作业本上的红批里有他们，家访时踩过的土路也有他们。他们在长达三十几年的时间里，通过进修、转干等方式，一批一批逐年逐步取得了编制。这三十几年，不是一句轻飘飘的话，而是从青春到白发的慢慢熬煮，是一边教书一边学习、一边顾家一边守校的漫长岁月。
现在，愉群翁那年那月入东方红小学读书、十年之后又进入东方红小学工作的那批人，已经全部退休，开始颐养天年！
校园还在，钟声换了，教室翻新了，当年的孩子也成了老人。可那年那月的东方红小学，那些土墙下的读书声，那些低工资有担当的民办代课教师，那些从城里回城的知识青年老师，那些本地回乡的谢兴国、樊维林、付增和老师，那些曹永科、李茜苹、徐宏瑞、李先荣、景玉梅、文雁达等好老师，还有那一长串朴素而温暖的名字，都还留在愉群翁的教育记事里，留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上。
那年那月，没有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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