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苗家小镇俯瞰。 龙 涛摄(影像中国)
在乍得哈杰尔—拉米斯省杜吉亚区米代金村，工作人员驾驶中国制造的收割机收割水稻。 阿 诺摄(新华社发)
罗伯特·沃克。 陈力平摄
工人在位于宁夏银川闽宁镇的鸿星尔克闽宁智造产业园生产车间内工作。 新华社记者 杨植森摄
山东与重庆依托每日对开的高铁列车，持续深化东西部协作。图为动车组列车行驶在重庆巫山县境内的大宁河双线特大桥上。 王忠虎摄(影像中国)
在四川江安县阳春镇嘉果现代农业园区，一只农用机械狗正在巡检。 庄歌尔摄(影像中国)
10月17日是国际消除贫困日。全球仍有超8亿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
全球减贫事业推进缓慢的症结是什么，解决之道又在何方？中国为什么能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本报记者对话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格林坦普顿学院荣休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京师书院教授罗伯特·沃克，请他分享对中国减贫理念、实践成就的理解。
罗伯特·沃克长期致力于贫困问题研究，是欧洲研究贫困与社会政策相关理论的重要学者，率先开展多维贫困理念、动态贫困等研究。他曾多次赴贵州、山西、浙江等地调研，系统研究中国减贫和发展经验，并向全世界推广。
对话人：
屈 佩 人民日报记者
罗伯特·沃克 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格林坦普顿学院荣休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京师书院教授
令人惊叹——
人类发展史上罕见的历史性跨越
问：在您看来，为什么人类摆脱贫困如此艰难？
答：有偏见认为，贫困缘于懒惰。事实并非如此，我见过许多勤劳的人在贫困中挣扎，用“懒惰”来标签化他们实在失之偏颇。那些正在经历贫困的人和你我并没有本质不同，只是所处的环境、拥有的资源和机会不同。
贫困意味着缺乏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资源，这往往是资源禀赋不足、基础设施落后和发展机会缺少等多重因素造成的结构性矛盾。贫困是多维度的，身处其中的人不仅承受物质匮乏之苦，还可能面临社会排斥、权利剥夺等重重压力。贫困是动态的，人们会因为疾病、失业等反复进入贫困状态，国家也可能经历类似过程。因此，消除贫困远比提高收入更加困难。
问：您如何评价中国的减贫成就？
答：1949年至今，中国完成了人类发展史上罕见的历史性跨越：从文盲率高达80%、多数人在生存边缘挣扎的极端贫困状态，成长为中高收入国家，并向着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无论在经济、科技、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还是国民认知等层面，这均堪称奇迹。
减贫事业的成功，绝不仅仅是数字的变化，更在于让身处其中的人们重塑对未来的期望，激活发展可能性。中国实践告诉世界，消除绝对贫困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起点。水龙头从室外移到室内、乡间小路变成水泥路、村民们的衣服不再满是泥污——这些生活条件的改善，提高了民众自信心和社会包容度。
问：中国为什么能够全面消除绝对贫困？
答：中国减贫实践取得的巨大成就不是突然发生的奇迹。首先，领导力非常重要。习近平主席曾表示，“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彰显国家层面的政治决心。中国共产党的强大执行力让这一决心转化为全社会消除贫困的合力。从首都北京到偏远村庄，不同治理层级、各类主体都围绕同一个目标行动、相互支持。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经济发展和政策保障。经济发展为大规模减贫创造了物质基础。中国不断探索和完善减贫政策工具，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展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扶贫开发，到“八七计划”力争基本解决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再到中共十八大以后全面推进脱贫攻坚，最终于2020年底全面消除绝对贫困。
社会动员同样至关重要。中国人民不断迸发创造力，这是推进减贫事业的力量之所在。中国政府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创造发展机会，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民众生产能力和发展意识不断提升，共同推动减贫事业取得成效。
问：如果用几个词来形容中国减贫，您会用哪些词？
答：令人惊叹、复杂艰巨、常被误解、改变世界、一张张笑脸……还有很多。
复杂艰巨——
把减贫工作的目光聚焦每一个具体的人
问：中国减贫事业的“复杂艰巨”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中国立志消除贫困，意味着要彻底根除绝对贫困，而不是“改善”或“缓解”。“改善”很难量化，但“消除”意味着有明确标准，必须直面并解决每一个棘手问题。我曾深入中国乡村，目睹基层干部面临的挑战，也看到他们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做法，坚持前行。这绝非坦途，而是一个艰难向前的过程：前进、反复、反思、再出发。
2018年，中国脱贫攻坚正深入推进。我到贵州走访传统村落，注意到一些房屋外贴着扶贫告示。我当时非常惊讶：这是不是在给贫困家庭贴标签，进而会造成歧视？仔细看才发现，告示上贴的其实是帮扶干部的照片，每个家庭都有干部负责对接。我意识到，中国扶贫工作已经深入到基层。
我们在全球研究中发现，贫困人口很容易变成空洞的统计数字，但中国把减贫工作的目光聚焦每一个具体的人。试想一下，如果你是一名扶贫干部，负责25户家庭，你不仅要知道每个家庭为什么贫困、分别需要什么，还要协调不同机构和资源，与他们一起帮助农户寻找摆脱贫困的办法。真正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也非常了不起。
问：中国减贫实践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创新性举措？
答：今年是中国东西部扶贫协作30年，我在学术研究中很少看到其他国家有如此大规模的跨地区协作。中国东部大城市向千里之外的西部县城派出团队，输送人才和经验；东部发达地区的商业力量也到西部投资兴业，开展技术合作。国家政策让相距遥远的地区成为发展共同体。这种做法超越了单纯依靠外部援助的减贫路径，不再把贫困人口视为被动的受益对象，而是依托制度和地区协作形成了广泛合力，激发发展的内部动力。中国模式难以复制，但其中蕴含的协同发展理念，对全球减贫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问：在科技迅速发展的当下，您认为中国减贫实践出现了哪些新变化？
答：我在走访中国乡村的时候发现，智慧农机、农业机器人等正迅速普及。过去乡村普遍面临的问题是资源持续向城市集聚、农村人口外流等。如今，科技进步与商业模式创新正在为乡村发展创造新的可能。
一方面，互联网打破了传统地理壁垒。过去人口向城市聚集，是为了缩短协作半径、集聚发展资源。如今大量商品、服务和信息可以在线流动，乡村社区也拥有孕育新产业形态的可能。另一方面，即便存在乡村人口外流的客观情况，新技术也可以用更少人力实现规模化、高效率农业生产。我看到在中国的一些乡村，随着直播带货的蓬勃兴起，村民们在家中也可以开拓事业。未来势必会涌现出更多乡村产业发展创新模式。
消除误解——
中国对贫困的判断从来不只看居民收入
问：您说中国减贫“常被误解”，可否举例说明？
答：例如，某个村落已经在山顶居住数百年，但当地自然环境无法创造足够生产力让村民摆脱贫困，该怎么办？其他国家很少面对这种问题，而中国扶贫干部曾面对大量类似难题。
中国不能放任贫困延续，这意味着必须与群众沟通协商，甚至考虑整村搬迁。一旦搬迁，就必须为他们提供住房、生产资源和就业机会，这是一个重大系统性工程。山区居民迁入城市，这种转变在欧洲经历了数百年，而在中国可能要在数月或者几年内完成，因此必须给予充分支持，基层干部从乡村到城市全程跟踪帮扶。
易地扶贫搬迁本是一个正面故事，但一些西方人却将其解释为“强制劳动力转移”，甚至扣上“文化灭绝”的帽子。这就是我所说的误解——一个复杂的贫困治理问题，被误读成了一个预设的政治标签。
问：有一种声音说，中国之所以能够全面消除绝对贫困是因为贫困线过低，您是否认同？
答：讨论贫困标准当然是必要的，但需要厘清不同贫困线的用途。世界银行等机构的标准用于国际统计和跨国比较，而在实践中，各个国家需要根据自身情况设定扶贫政策需要的具体标准。
从改革开放之初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按照中国贫困标准计算，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中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无论按照哪个标准来统计，中国的减贫成效都非常明显。中国减贫政策有效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提高全民生活水平，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更重要的是，中国对贫困的判断从来不只看居民收入。在脱贫攻坚过程中，中国强调“两不愁三保障”——稳定实现不愁吃、不愁穿和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这体现了多维扶贫。
从政策逻辑来看，遵循经济发展规律，贫困标准在起步阶段设置相对较低，之后随发展进行调整，政策目标也同步迭代。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当前民众的需求已超越温饱层面，转向更高品质的生活。中国将共同富裕作为目标，正努力实现新的蓝图。“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这种分配格局实现后，将是一项堪比消除绝对贫困的伟大成就。
问：西方有观点认为，全面消除绝对贫困之后，中国“将减贫事业放在一边”。您怎么看？
答：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说明中国没有低估贫困的复杂性、长期性与反复性，而是将扶贫作为持续性的事业来推进。一方面，要主动防范化解风险，通过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创业就业，培育可持续的内生发展动力，让已经摆脱贫困的人能够持续拥有发展机会；另一方面，也要做好风险兜底，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
从治理维度看，贫困分为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绝对贫困是基本生存资源匮乏，是可以彻底根除的。相对贫困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而产生，会伴随社会发展长期存在。中国当前阶段的任务是实现社会包容性发展，最终迈向共同富裕，能否完成这个任务关键在于持之以恒。
中国的城市减贫实践是很好的例证。随着人口持续从农村向城市集聚，这些融入城市社会的人理应享有均等发展机会。今年5月，中国发布《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推动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这正是社会包容性提升的体现。
改变世界——
中国展现出卓越的大国领导力
问：中国取得的减贫成就对世界有何意义？
答：中国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直接加速了国际减贫进程。未来，中国对全球减贫事业的贡献将体现在交流经验、共享机遇和发展合作等方面。
减贫的本质在于赋权，这是中国经验的精髓。既要赋予各级行政主体参与贫困治理的权力，也要赋予个体基本的生活保障、生产工具、生产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中国共产党做得很出色：人民坚信中国共产党及其治理体系始终为人民服务。
作为一名学者，我相信，理论的价值在于超越个案，能够广泛推广。各国国情不同，盲目照搬中国经验并不可取，但中国实践取得的一些经验值得借鉴，比如开展高效社会动员、搭建多元激励机制、凝聚全民发展共识。
问：减贫的本质在于赋权，是否也适用于国际层面？
答：正是如此。我们时常讨论一个问题：为何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之路如此艰难？答案在于结构性问题。我们必须改革治理体系，使其不再仅服务于既得利益者，而是为所有人创造共同发展的机会。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改革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重新审视其作用。这些机构对世界未来至关重要，应该让各国共同参与治理，而非少数富裕国家来主导。
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通过重塑规则调整权力与资金分配，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赋权。
问：全球减贫事业进展缓慢的症结是什么？解决之道又在哪里？
答：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一项目标就是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距离2030年越来越近，全球减贫进展并不理想。地区冲突、经济不稳定、气候变化等是影响减贫的重重阻碍。
解决之道也在这项议程本身。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第十七项目标明确提出“加强执行手段，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唯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携手发展，才能真正推动全球减贫事业前行。全球亟须搭建各国广泛参与、共建共享的发展体系。
中国展现出卓越的大国领导力，在四大全球倡议框架下持续推进国际合作，走在全球减贫与可持续发展的前列。今年5月，我在北京见证了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成立，这一联盟将成为交流经验、汇聚行动的重要平台。
我们应当拥抱中国，而不是将中国视作对立面加以排斥。这种对抗性视角忽视全球共同发展潜力，是完全错误的。中国减贫与发展的宝贵经验值得世界认真研究。有效的全球减贫合作应当兼听各方声音，汇聚全球南方国家的经验与智慧。
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但这或许也是转机，为我们重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契机。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为之真诚笃行，为人类社会实现永续发展提供了一条机遇之路。
(本报记者李琰参与采写)
《 人民日报 》( 2026年10月19日 1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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