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葬礼是“青年的葬礼”，更是“民众的葬礼”。
鲁迅逝世后，各种报纸刊物的悼念文章多如牛毛。但是，这类文章往往“千篇一律”，人们异口同声赞颂这个不屈的斗士那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这也正是鲁迅之于当时的最大的意义。
鲁迅逝世时，正是日本妄图全面征服中国之前夜，中国民众抗日情绪高涨，但国民党政权对内专制独裁，积极剿共，对外妥协退让，消极抗日。
就在鲁迅逝世的当天，1936年10月19日早晨，在浙江杭州的蒋介石出席了浙江省党政扩大纪念周，蒋介石训话要求根本肃清浙省边区各县的“零星散匪”。10月19日下午，外交部长张群在官舍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举行第四次会谈，交换关于调整中日关系的意见，双方意见未趋一致，其中最难解决的两大问题是“华北特殊化”和“共同防共”。鲁迅逝世当天的这两件事，正是蒋介石政权“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一个注脚。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去世。10月22日，鲁迅灵柩出万国殡仪馆。
民族耻辱造成的压抑、痛苦和愤怒长期以来郁积人心，整个社会成了一个“高压锅”。鲁迅的葬礼为民众愤怒情绪的宣泄提供了一个机会。
因此，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鲁迅的葬礼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伟大的文学家的葬礼，它成了广大民众向黑暗独裁的国民党政府、贪婪无厌的日本军国主义的一次示威和抗议。因为鲁迅的刚劲不屈、永不妥协的战斗精神正是对抗国民党当局的黑暗统治和日本侵略的利器。这便是鲁迅的葬仪在当时时代背景下的特殊意义。郁达夫这样说：“这不是寻常的丧葬，这也不是沉郁的悲哀，这正像是大地震要来，或黎明将到时充塞在天地之间的一瞬间的寂静。”郁达夫所说的正是这一层意思。
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鲁迅的葬礼是由“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来出面主持，鲁迅的灵柩上所覆盖的那面“民族魂”旗帜亦为救国会所献，“民族魂”三个大字正是救国会主席沈钧儒所书。
我们也能在人们敬献给鲁迅的挽联哀词的哀痛中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悲愤情绪。
偏偏在战的热望中，鲁迅死了，中华民族要大哭，无产阶级要痛哭！前进作家要狂哭！
偏偏在降的阴影里，鲁迅死了，帝国主义要暗笑，专制魔王会狠笑！落后文人会惨笑！
——北平风沙文艺社代表人水草挽
在民族解放的行列中，我们失掉了伟大的导师！
未来的新中国，更不能借你的笔传布全人类！
——上海学生救国联合会挽
因此，可以说，鲁迅的葬礼实质上是一次民众的示威行动，这支“送葬的队伍”同时是一支“抗议的队伍”。
参与他的葬礼、向他致敬的，除蔡元培、宋庆龄、何香凝、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沈钧儒、孔祥熙、朱家骅、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郁达夫、曹聚仁等少数国民党要人、社会名流、生前好友外，绝大多数是普通的学生、工人（上海纱厂工人、上海烟厂工人、上海绸厂工人、上海丝厂工人、林场工人等）、市民、店员、商人等。他们自发地为他送行，为他执绋者多达6000余人。
长长的送葬队伍
聂绀弩说：“你们看见过这样的‘挽联’么？一块比手巾大不了多少的肮脏的白布，上面写着象初小一年级学生的杰作一样的字迹，从那字迹所表示的是一种最简单的言词：‘鲁迅不死！’或者‘哭鲁迅！’下面呢，有的是一大堆的名字，那些名字，我们在无论什么地方都没有碰见过；有的却一个名字也没有，代替的是‘××工人识字班’，‘××店员读书会’等等。他们也许每人只凑出了一两个铜板，也许连一两个铜板也没有凑出，不过利用了一块现成的白布。”鲁迅和这些人生前并没有什么直接交往，但鲁迅的人格和作品就是一种有力的召唤、一种动员，这是他死后最大的哀荣。
鲁迅下葬后，报纸上这样说：
鲁迅先生不是一个什么大人，也不是大亨，他是一个为民族解放，反抗帝国主义，反抗一切黑暗势力的文学战士。所以这天所到的万余人丛中没有所谓政商各界的阔绰代表，而是各种抗日救亡团体的人民代表，各人民团体中的被压迫大众，学生群众。尤可注意的，还有纱厂工人的代表们。更没有所谓雇用的流氓瘪三，来撑场面。因为去送丧执绋的人，都是一般自愿自动，为敬仰鲁迅先生之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及他之精锐无比的文笔的人们。
鲁迅下葬三天后的10月25日，国民政府在广州为胡汉民举行国葬，为胡汉民送葬者人数多达10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前往广州参加胡汉民葬礼者，可以享受全国铁路半价的优惠。两个时间前后相接的葬礼，无论是规格上还是规模上，鲁迅的葬礼都不能和胡汉民的葬礼相提并论。但是，鲁迅的葬礼却能永留人心。聂绀弩说：“我们应该知道，在那些此刻现在还有着权力的人们，要‘国葬’他们的死者，要花百万千万乃至万万的金钱为他们的死者造一所坟墓，是容易的；要下令全国下旗志哀，要把一省、一县、一条马路、一个公园改成他们的死者的名字，要在许许多多的公共场所竖立他们的死者的铜像以及其他的任何纪念方式，是容易的。然而一小块肮脏的白布，一个真诚地从民众心坎里流出来的字，一个自动表示哀悼的人民，如其他们需要，恐怕就只有来向鲁迅先生这里借去了。”
斯诺也说鲁迅的葬礼和胡汉民的葬礼的区别：“一个国民党元老最近被人暗杀了，没有人为此哭泣。（按，当指1936年10月25日，蒋介石的首席智囊杨永泰在汉口被刺杀身亡。）当胡汉民逝世时，他获得了所有官方的礼遇，在官方资助的报刊上也按照习俗发表了一些颂扬他的文章，但除了他的亲朋至友外，多数人是出于礼貌才掉下几滴虚假的眼泪，恐怕没有一个年青人会为他的死感到悲伤，包括可怜的黄郛和中国前总理，昏庸的段祺瑞在内都是如此。尽管官方在他们的棺柩上堆满了花圈和言过其实的挽联，却丝毫也蒙骗不了人民群众，
恰恰相反，这一切使人们感到耻辱，他们转过头去，因为没有人愿意再去鞭挞一具僵尸。”用沈钧儒的话来说，鲁迅的葬礼是一个“纯粹的民众的葬礼”。章乃器说，这一“民众葬”的仪式，“在中国可说是破天荒”。
他生前不屈地反抗一切黑暗和压迫，他死后，虽然不能用他那如椽之笔继续战斗，然而，他的葬礼本身就是他书写的最后一篇最有力、最伟大的战斗檄文。让压迫者战栗，使后继者振奋。冯雪峰就说：“那几天我们参加治丧工作的人都觉得自己是在进行一次斗争。——大概就是这种胜利的心情支配了我们，我觉得在那几天中不但我忘记了悲哀，连许广平先生和周建人先生等也似乎忘记了悲哀。”胡愈之也说：“通过鲁迅出殡发动了一次政治性示威。”斯诺亦说，鲁迅的葬礼成为一次“重要的政治示威和行动”。
（本文选摘自《哀惜与窃幸：鲁迅之死》，陈占彪著，商务印书馆，2026年9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来源：陈占彪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