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厢里灯光晃眼，何婉清挽着赵梓豪的手挨桌敬酒，钻戒在灯下闪得人眼睛疼。
有人拍我肩膀，欲言又止。
满桌人看我的眼神，像看一条被雨淋透的老狗。
何婉清走到我面前，笑得温柔：“宋英锐，你能来我真高兴。”四周安静下来。
我放下茶杯，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叠好的纸，慢慢展开，放在转盘上，轻轻一转。
纸停在她面前。
整个包厢，连呼吸声都听不见了。
01
那年我二十八岁，在歌舞团唱了六年独唱。
团里人都叫我宋老师，其实我没什么架子。
嗓子是天生的，高音不用费劲就能上去，团长说我是吃这碗饭的料。
每次演出，我压轴，台下掌声能响好几分钟。
何婉清是报幕员，穿一身红裙子站在台侧，声音清亮，笑的时候眼睛弯成月牙。
我们好了三年。
团里人都说般配，我也这么觉得。
她家住城南，我每周末骑自行车去接她。
车后座绑个软垫子，用旧毛巾裹了好几层。
她坐上来的时候总嫌硌得慌，一边抱怨一边搂我的腰，手指头在我肚子上戳来戳去。
那时候我觉得日子就这么过下去挺好，结婚，生孩子，我唱歌，她报幕，退休了一起去公园遛弯。
赵梓豪是秋天调进来的。
副团长赵广泽的儿子，二十五岁，白白净净，说话客气。
团里给他安排了独唱B角，意思是万一我有事，他顶上去。
他唱得不算差，但跟我不在一个层次。
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中音区还算稳当。
他自己也清楚，所以平时见了我总叫“宋哥”，递烟递水，挺热络。
我没多想。团里人来人往，多个同事而已。
何婉清对他倒挺上心。
有回在食堂，她端着饭盒坐我对面，说赵梓豪找她聊过几次，想请她帮忙指导报幕的节奏。
我说那是好事，互相帮忙。
她看了我一眼，没接话，低头扒拉米饭。
那天晚上她忽然问我：“你就打算唱一辈子？”我说唱一辈子怎么了，我就喜欢这个。
她说：“团里马上要提一个业务副团长，你知道吧？”我摇头。
我真不知道。
赵广泽要退休了，这我知道，但谁来接，我没打听过。
何婉清把筷子往桌上一搁，说：“宋英锐，你除了唱歌，能不能关心点别的？”我没说话。她站起来走了，饭盒都没收。
过了几天，赵广泽叫何婉清去办公室谈话。
谈了一个多钟头。
她出来的时候脸色不好，我问怎么了，她说没什么，就是交代年底汇演的事。
那天晚上她没让我送，自己打车回了家。
又过了两天，团里开会，赵广泽宣布年底汇演由我压轴，赵梓豪暖场。
何婉清坐在角落里，低着头看手机。
散会以后，赵梓豪走过来拍我肩膀，说：“宋哥，到时候看你的。”他笑得很真诚，我点点头。
那段时间何婉清变得有点不一样。
以前她爱说爱笑，下了班拉着我去逛街，能在商场里转三个小时不嫌累。
可那阵子她总是走神，吃饭吃到一半筷子停在半空，我问她想什么呢，她回过神来，说没什么。
她手机也看得勤了，屏幕扣着放在桌上，来消息的时候震一下，她拿起来看一眼，又扣回去。
我没翻过她手机，也没问过。
那时候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信任是底线。
有一回我排练结束得早，去她宿舍找她。
门虚掩着，我推门进去，她坐在床边打电话。
看见我进来，她对着电话说“回头再说”，匆匆挂了。
我问谁啊，她说团里的事。
我坐在她旁边，看见她脖子侧面有一小块红印，像被什么东西蹭的。
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是蚊子咬的，挠的。
我没再问。
那会儿是十一月，哪来的蚊子。
年底汇演定在十二月二十号。
节目单排出来，我压轴唱三首，赵梓豪暖场两首。
团里上上下下都绷着弦，赵广泽见谁都没笑脸，排练厅的灯每天亮到晚上十点。
何婉清跑前跑后地张罗，瘦了一圈。
她嗓子本来就细，那阵子说话都是哑的。
演出前三天，她端来一杯胖大海。
玻璃杯里两粒泡得胀开的胖大海，水是深褐色的，冒着热气。
她说：“特意给你泡的，趁热喝。”我接过来喝了一口。
苦。
“怎么是苦的？”我皱了皱眉。
她说新买的品种，就是有点苦，对嗓子好。
我没多想，一口喝完了。
她接过空杯子，手指在我手背上轻轻碰了一下，说：“早点睡。”
那天夜里嗓子开始发紧，像有人拿细线勒着，不疼，但堵得慌。
我起来喝水，喝了半壶，没用。
第二天早上试声，高音上不去，像踩着棉花往上蹦，怎么使劲都够不着。
何婉清来叫我吃早饭，听我试声，站在门口没进来。
她说：“你是不是着凉了？”我说不知道，可能吧。
她顿了顿，说：“要不……让赵梓豪顶一下？别硬撑。”
我看了她一眼。她避开我的目光，低头整理袖子。我说不用，歇一天就好了。
可第二天更糟。
声音出来是哑的，像砂纸刮在玻璃上。
我去医院，大夫拿喉镜看了半天，说是药物性声带损伤。
问我最近喝了什么。
我说胖大海。
大夫皱眉，说胖大海不至于，是不是掺了别的。
我说不知道。
回到团里，何婉清在走廊尽头跟赵梓豪说话。
看见我过来，赵梓豪先走了。
何婉清站在原地，手指绞在一起。
我走过去，问她：“那杯胖大海，你在哪儿买的？”她说药店啊。
“哪个药店？”她突然抬高了声音：“宋英锐你什么意思？你自己嗓子坏了赖我？”我说我没赖你，就问问。
她眼圈红了，说：“你怀疑我？三年了，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
我没说话。走廊里有人经过，看了我们一眼。何婉清转身就走，高跟鞋敲在地板上，一声一声的，很响。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
躺在宿舍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那杯胖大海。
苦味在嘴里散不掉，好像过了这么久还在舌根底下。
我想起她端杯子来的那天，手指在我手背上碰了一下，凉凉的。
以前她碰我的手，总是热乎乎的。
我翻了个身，被子蒙住头。
演出那天早上，我在化妆间试声。
嗓子像塞了团棉花，闷得发不出声。
赵梓豪推门进来，西装笔挺，头发梳得锃亮。
他站在我身后，从镜子里看着我，说：“宋哥，别勉强了。”我放下手里的杯子，没回头。
他又说：“何姐跟我说了，你嗓子不舒服。我上吧，不能耽误演出。”镜子里的他笑得很得体。
我盯着镜子，忽然发现他领带夹上刻着一个字母，W。
何婉清的婉。
我什么都没说，站起来往外走。
经过他身边的时候，他往后退了一步，给我让路。
我上台了。
第一句就没上去。
声音劈了，台下有人“咦”了一声。
我硬撑着唱完，每一句都像在刀刃上走。
下台的时候，腿是软的。
赵广泽站在侧幕，脸色铁青。
何婉清在后台站着，双手抱在胸前，目光越过我，看向我身后。
我身后是赵梓豪。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宋哥辛苦了”，然后整了整领结，走上台去。
台下掌声雷动。
他的声音从幕布后面传过来，饱满，稳当，高音虽然勉强，但没破。
我靠着墙慢慢蹲下来。
蒋英韶跑过来扶我，小声说：“你脸色不对，去医院。”我说去过了。
他张了张嘴，没再说话。
那天晚上团里开会。
赵广泽坐在长桌一头，手里转着笔。
他说：“宋英锐状态不佳，影响集体荣誉，独唱资格先暂停。赵梓豪顶上来，表现不错。”没人说话。
蒋英韶想开口，被我按住了胳膊。
散会以后，何婉清在楼梯口等我。
她说：“你别怪我，是你自己嗓子不争气。”我说：“那杯胖大海——”她打断我，声音尖起来：“够了！宋英锐，你要是个男人就别在这磨叽。分手吧。”她说完就走了。
楼梯间只剩我一个人，声控灯灭了，黑漆漆的。
我站了很久，直到有脚步声从楼上下来，灯又亮了。
是赵梓豪。
他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下楼去了。
那天晚上我回宿舍，翻来覆去睡不着。
嗓子疼，心里更疼。
我想起三年来每一个周末骑车带她的清晨，想起她坐在后座搂我腰的手，想起她说“你除了唱歌能不能关心点别的”。
我忽然明白了，可明白得太晚了。
第二天我去医院拿正式报告。
大夫说声带损伤不可逆，高音区基本废了。
我问能不能恢复，他摇头，说看个人体质，但别抱太大希望。
我把报告叠好放进兜里，走出医院大门。
太阳很大，照得人睁不开眼。
我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一会儿，有个老太太过来问我是不是不舒服，我说没事，就是坐坐。
她看了我一眼，走了。
回到团里，人事科长林年把我叫去。
他是个五十来岁的瘦老头，头发花白，平时话不多，走路背有点驼，像总在低头找东西。
他给我倒了杯水，问我打算怎么办。
他说团里要把我调去幕后做场务，工资减半。
我点了头。
他叹了口气，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离职单，问我：“离职原因怎么写？”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那些话堵在喉咙里，像那杯胖大海，苦得咽不下去。
林年看了我一会儿，低头在单子上写了几个字，然后盖上章。
他把单子推过来，我看见“离职原因”一栏写着：被人下药。
我抬头看他。
他摘下眼镜擦了擦，说：“我信你。”就三个字。
我鼻子一酸，差点没忍住。
收拾东西那天，蒋英韶来帮我搬箱子。
他憋了一路，到宿舍楼下终于说：“英锐，演出那天早上，我在茶水间外面看见何婉清往一个杯子里倒东西。我当时没多想，后来想想不对。你……你该去告她。”我把箱子放进自行车后座，说：“算了。”
“算了？”他瞪着我，“你嗓子没了！你一辈子没了！”
我没接话。
我把绳子紧了紧，推着车往外走。
走到大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歌舞团的大楼。
五楼窗户开着，何婉清站在那里，远远的，看不清表情。
我转过头，蹬上车走了。
那一年我二十八岁。离团那天下了点小雨，衣服淋湿了，贴在身上，凉飕飕的。
离开歌舞团以后，我在城北租了间平房。
月租便宜，就是冬天冷，窗户缝漏风，夜里能听见风声呜呜地响。
我在琴行找了份销售的活儿，底薪加提成，勉强够吃饭。
老板姓黄，四十来岁，精瘦，嘴碎，每天在店里转来转去，看见谁都要唠叨两句。
他让我站柜台，有顾客来了就介绍钢琴、吉他、电子琴。
我嗓子不行了，说话多了就哑，但介绍乐器用不着唱，只要会弹就行。
我每天穿着店里统一的蓝马甲，站在一排排钢琴中间，给来买琴的家长弹《小星星》。
孩子们围在旁边看，家长问我：“老师您弹得真好，以前是干什么的？”我说以前在歌舞团。
他们“哦”一声，不再往下问。
也有懂行的，听我弹两句就知道底子，问我怎么不干了。
我说嗓子坏了。
他们露出惋惜的表情，说“那可惜了”。
我笑笑，继续弹。
琴行下午没什么人，我就坐在角落里看书。
看乐理，看配器法，看录音技术。
以前在团里只顾着唱，现在唱不了了，反而有时间琢磨这些。
黄老板有时候过来瞅一眼，说：“小宋你还挺爱学习。”我说闲着也是闲着。
在琴行干了快一年，有天来了个客人，说是给单位活动买音响。
我给他试设备，接上麦克风，随便弹了一段和弦。
那人听完，问我：“你懂录音吗？”我说懂一点。
他说他有个朋友开录音棚，缺个助理，问我有没有兴趣。
我说有。
就这么去了曹老板的棚。
棚子不大，在居民楼地下室，隔音棉贴得厚厚实实，进去以后闷得慌。
曹老板是个胖子，耳朵毒，脾气也大。
他听我哼了一段旋律，问我是干什么的。
我说以前唱歌的，嗓子坏了。
他让我试试调音台，我上手很快。
他说：“你耳朵行，留下吧。”就这么留下了。
从助理做到录音师，再到独立接活，花了三年。
那三年里我几乎没在凌晨两点前睡过觉，有时候一个混音反复调十几遍，调到自己满意为止。
棚里冬天冷夏天闷，但我不觉得苦。
以前唱歌是往外掏东西，现在调音是往里面装东西，装多少都不会满。
我改了行，也换了圈子，几乎不和从前的人来往。
唯一保持联系的是蒋英韶。
他隔三差五给我打电话，说些团里的闲话。
他说赵梓豪红了几年，到处走穴，后来因为假唱被曝光，视频传到网上，事业往下走了。
何婉清一直没结婚，跟赵梓豪的关系时好时坏，团里人背后议论，说她当初费那么大劲，也没落着好。
我听了，只是笑笑。
蒋英韶有时候会沉默一会儿，然后说：“英锐，你就不恨吗？”我说恨谁呢。
他说：“何婉清啊，赵梓豪啊，赵广泽啊。”我说恨不过来。
他在电话那头叹气，说你这人就是太老实。
我说不是老实，是算了。
挂了电话，我坐在调音台前面，看着推子上上下下，红红绿绿的指示灯一闪一闪。
窗外的车流声从隔音棉外面渗进来，闷闷的，像隔了一层水。
那张离职单，我一直留着，夹在一本旧乐谱里。
乐谱是刚进团那年买的，封皮磨得起了毛，里面的纸页泛了黄。
搬了三次家，扔了很多东西，那本乐谱始终没舍得丢。
有时候翻出来看看，“被人下药”四个字，林年的笔迹，刚劲有力。
看完了再夹回去，放进书架最上面一层。
日子就这么过着。
录音棚的活儿越来越多，我在圈子里有了点小名气。
有人叫我宋老师，我听着陌生，但也应着。
嗓子还是那样，说话正常，唱歌不行。
偶尔喝多了，会梦见自己站在台上，台下黑压压的人，我一开口，声音清亮得像水。
醒来枕头湿一块，不知道是汗还是别的什么。
那天下午，棚里来了个客户。
五十来岁，头发花白，穿一件旧夹克，进门就四处打量。
我正调设备，没抬头，问录什么。
他说录一段诗朗诵，单位联欢会用。
我让他试音，他一开口，我手停住了。
是林年。
他也认出了我，愣在话筒前，半天没出声。
棚里安静得只剩设备电流的嗡嗡声。
他慢慢摘下耳机，站起来，说：“小宋？”我说林科长。
他嘴唇动了动，眼圈忽然红了。
那天录完音，林年没走。
他坐在棚里的旧沙发上，我给他倒了杯水。
他捧着杯子，半天不说话。
后来他喝了一口水，说：“小宋，当年那杯胖大海，我让人验过。”我手里的杯子顿了一下。
“杯底有残留物，”他低着头，看着杯子里的水，“不是胖大海该有的东西。我把结果报上去了，赵广泽压下来了。他说你嗓子本来就有问题，别把事情闹大。”
我没说话。
棚里只有空调出风口的呼呼声。
林年抬起头，眼睛浑浊，里面有东西在晃。
“我对不住你。我该早点告诉你。”我说：“林科长，都过去了。”他摇头，说：“没过去。你嗓子没过去。”他站起来，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递给我。
“这是当年化验单的复印件。我偷偷留的。你拿着。”
我接过来，纸很轻，叠得整整齐齐。
我没打开看，把它和离职单一起夹进了乐谱里。
林年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说：“小宋，你是个好人。”然后推门走了。
门关上的声音很轻，但棚里一下子空了。
我坐在调音台前面，过了很久，手机响了。
是郭光熙，以前团里的同事，后来下海做生意，混得不错。
他说年底了，老同事聚聚，让我一定来。
我说再说吧。
他说：“何婉清和赵梓豪也来，他们订婚了，正好一块儿热闹热闹。”我握着手机，没吭声。
郭光熙又说：“英锐，都这么多年了，来吧。大家挺想你的。”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打开乐谱，把离职单和化验单都抽出来，叠好，放进外套内侧口袋。
然后关了棚里的灯，锁上门，走到街上。
天已经黑了，路灯一盏一盏亮着。
我走了几步，嗓子有点痒，咳了两声。
声音在夜风里散开，哑哑的，像砂纸蹭过路面。
聚会定在城东一家酒店。
我那天穿了件深灰色夹克，没刻意打扮。
出门前对着镜子看了一眼，头发里多了些白的，眼角的纹路也深了。
五年了，我想。
然后拉上门走了。
到的时候包厢里已经坐了二十来号人，大多是老面孔，有人胖了，有人秃了，有人见了我愣半天才认出来。
郭光熙把我安排在靠里的位置，递烟倒茶，很热情。
我坐下，扫了一圈，没看见何婉清和赵梓豪。
蒋英韶坐在我旁边，碰了碰我胳膊，低声说：“听说他们一会儿到。”我点点头。
包厢里热闹得很，大家聊以前演出的事，聊谁谁谁转行了，谁谁谁发财了。
有人提起我，说“宋老师当年那嗓子，真是绝了”。
旁边人接话，“是啊，可惜了”。
我笑笑，端起茶杯抿了一口。
茶是铁观音，味道挺正。
门推开了。
何婉清挽着赵梓豪走进来。
她穿一件酒红色连衣裙，头发盘起来，脖子上戴一条细链子，坠子不大，但灯光一照，亮闪闪的。
赵梓豪西装革履，肚子有点起来了，脸也比从前圆了一圈。
何婉清手上那枚钻戒，在灯下晃得人眼疼。
众人纷纷招呼。
郭光熙站起来迎，把他们让到主位。
何婉清坐下，目光扫了一圈，在我身上停了一下，又移开了，像看见一个不认识的熟人。
赵梓豪端起酒杯，说：“感谢郭哥组局，感谢大家赏光。我和婉清年底办酒，今天先敬大家一杯。”
满桌道贺。
有人问日子定了没，有人问酒店在哪，何婉清一一答着，笑容得体。
赵梓豪挨个敬酒，敬到我这儿的时候，杯子举了举，说：“宋哥，好久不见。”我说好久不见。
他仰头干了，我也喝了一口茶。
他转身去下一桌，何婉清跟在他旁边，手搭在他胳膊上。
经过我身后的时候，她脚步顿了一下，但没回头。
酒过三巡，有人喝高了，说话开始没把门的。
一个老同事拍着我肩膀，舌头打着结说：“宋老师，当年你要是没那事，现在哪轮得到……”他话没说完，被旁边人拉了一下，讪讪地住了嘴。
满桌忽然安静了几秒。
有人低头夹菜，有人端杯喝酒，目光却都往我这边瞟。
那种眼神我太熟悉了，同情里掺着一点庆幸，庆幸倒霉的不是自己。
何婉清端着酒杯站起来，走到我面前。
她身上有股香水味，浓得有点冲。
她笑盈盈的，嘴角的弧度跟从前一模一样。
“宋英锐，你能来我真高兴。”声音不大，但周围几桌都听见了。
所有人的目光转过来，有人放下筷子，有人往后靠了靠，等着看热闹。
我放下茶杯，手伸进外套内侧口袋。
指尖碰到那张叠好的纸，纸的边缘有点毛了，摸上去软软的。
我把它抽出来，展开，放在转盘上。
玻璃转盘很滑，我轻轻一推，纸转了一圈，停在何婉清面前。
离职单。日期五年前，离职原因一栏四个字，刚劲有力的笔迹：被人下药。
何婉清的笑容僵在脸上。赵梓豪的手停在半空，酒杯里的酒晃了一下，洒出来几滴，落在白色桌布上。满桌死寂。
我说：“胖大海是甜的，我喝的那杯是苦的。”声音不大，但每个人都听见了。
何婉清的脸白了一层，嘴唇动了动，说：“你胡说什么？”声音在抖。
赵梓豪把酒杯往桌上一墩，站起来，说：“宋英锐你什么意思？这么多年了来这出？”郭光熙赶紧站起来打圆场，伸手去按赵梓豪的肩膀。
赵梓豪甩开他，指着我鼻子：“你有证据吗？一张破纸能说明什么？”
蒋英韶在我旁边开口了，声音不高，但很清楚：“那天早上我在茶水间外面看见了，何婉清往杯子里倒东西。”赵梓豪转头瞪他：“你放屁！”角落里又响起一个女声。
卢静怡，以前女声部的，她犹豫了一下，说：“我也看见了。当时没敢说。”
何婉清手里的酒杯“啪”地掉在地上，碎玻璃和酒液溅了一地。
她往后退了一步，高跟鞋踩在碎玻璃上，身子晃了晃。
赵梓豪一把扶住她，脸色铁青。
包厢里安静得能听见空调的风声。
有人张着嘴，有人攥着筷子忘了放下，有人低头看手机，手指头在屏幕上划来划去，什么也没点开。
赵梓豪扶着何婉清往外走，经过我身边的时候，他停了一下，嘴唇凑到我耳边，压低声音说：“宋英锐，你等着。”我没动。
他扶着何婉清走了。
门在他们身后关上，包厢里还是没人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郭光熙端起酒杯，干笑了一声，说：“那个……大家吃菜，吃菜。”没人动筷子。
蒋英韶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也没说。
我端起茶杯，茶已经凉了。
我喝了一口，放下杯子，站起来，也走了。
蒋英韶跟着我出来。
酒店门口风大，吹得人眼睛发酸。
他递给我一根烟，我接了，没点。
他把打火机凑过来，我摇了摇头。
他说：“你早该拿出来的。”我说：“早拿出来，谁会信呢。”他沉默了一会儿，把烟塞回烟盒。
我说：“现在拿出来，也不用谁信了。”
嗓子有点痒，我咳了两声。
声音还是哑的，像砂纸蹭过什么东西。
但我笑了一下，真的笑了。
蒋英韶看着我，也笑了。
他拍了拍我后背，说：“走吧，我送你。”我说不用，想自己走走。
他没坚持，站在酒店门口看我走远。
风灌进领口，凉飕飕的，我把夹克拉链往上拉了拉。
那张离职单还在转盘上，我没拿回来。
不需要了。
聚会的事，很快在老同事圈子里传开了。
郭光熙后来打电话跟我说，那天我们走了以后，剩下的人坐了不到二十分钟就散了。
何婉清和赵梓豪的订婚宴取消了，酒店那边退了定金。
赵梓豪的父亲赵广泽已经退休好几年，但风言风语还是传到了他耳朵里。
赵家内部闹了一场。
赵梓豪怪何婉清当年做事不干净，何婉清怪赵梓豪现在没本事护着她。
两个人吵了几天，最后分手了。
何婉清搬出了赵梓豪的房子，听说回了城南老家。
赵梓豪为了自保，把赵广泽当年压下胖大海化验结果的事捅了出去。
团里新领导刚上任，正想抓个典型，赵广泽晚节不保，退休待遇降了一级。
赵梓豪自己也待不下去了，办了病退，去了南方。
何婉清托卢静怡带话，说想见我一面。
卢静怡在电话里吞吞吐吐，说何婉清现在挺难的，一个人住，也没个正经工作。
我说不必了。
卢静怡沉默了一会儿，说：“宋英锐，你变了。”我说是吗。
她说：“你以前不这样。”我没接话，挂了电话。
蒋英韶后来也问过我，说何婉清到处托人找你，你真不见？
我说不见。
他说你恨她？
我想了想，说不上恨，就是不想见了。
见了说什么呢，问她当年为什么？
问完了又怎么样。
有些事，问不问结果都一样。
蒋英韶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你以后怎么办？”我说什么怎么办，日子照过。
他说：“我是说，你一个人。”我说一个人也挺好。
他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日子还是照常过。
录音棚的活儿越来越多，我每天早出晚归，在调音台前面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
有时候录歌手，唱到高音上不去，我会下意识摸一下喉咙。
那道疤在里面，看不见，但一直在。
有天晚上录一首老歌，歌手是个二十来岁的小姑娘，嗓子条件很好，但有一句怎么唱都不对味。
我让她停，放了一段原唱给她听。
她听完说：“宋老师，这歌手嗓子真亮。”我说是啊。
她问我：“您以前也唱歌吧？”我说唱过。
她说：“那怎么不唱了？”我说嗓子坏了。
她“哦”了一声，没再问。
录完已经半夜了，人都走了，棚里只剩我一个。
我关了监听音箱，收拾台面，翻出一本旧乐谱。
离职单和化验单还夹在里面，边缘已经卷了。
我抽出来，坐在调音台前面看了一会儿。
林年的笔迹，“被人下药”四个字，旁边是那张化验单，数据栏里几行数字，我看不懂，但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我把两张纸叠好，走到碎纸机前面，开了电源。
机器嗡地响了一声，绿灯亮了。
我把纸塞进去，齿轮转了几下，纸屑落进废纸篓，细细碎碎的，像雪花。
我关了碎纸机，关了灯，锁上门。
走到街上，夜风灌进喉咙，凉凉的。
前面路口有个流浪歌手在弹吉他，唱一首老歌，跑调跑得厉害。
我走过去，在旁边站了一会儿。
他冲我笑了笑，露出一口黄牙，继续唱他的。
我听了听，没笑，也没停，继续往前走。
走了很远，身后那跑调的歌声还在风里飘。
我嗓子有点痒，咳了一声。
声音还是哑的。
我抬头看了看天，没星星，云层厚厚的，像要下雨的样子。
我拉了拉夹克领子，往家走。
脚步声在空荡荡的人行道上，一下一下，很轻，但听得清楚。
走到楼下，我掏出钥匙开门。
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又灭了。
我站在门口，摸黑找到锁眼，转了一下。
门开了，屋里很安静，只有冰箱嗡嗡地响。
我换了鞋，坐在沙发上，没开灯。
窗外有车经过，车灯在墙上划了一道光，又暗下去。
我坐了一会儿，起来烧水。
水壶咕嘟咕嘟响的时候，我站在厨房窗户前面，看着对面楼的灯光。
有人在阳台上收衣服，有人家在看电视，蓝光一闪一闪。
我想起很多年前，何婉清坐在我自行车后座上，说以后结婚了要买台大电视，晚上一起看。
那时候她说这话的语气，好像明天就会实现似的。
水开了。
我泡了杯茶，端到书桌前。
桌上摊着白天没弄完的混音工程，屏幕上波形图一条一条，密密麻麻。
我戴上耳机，按了播放键。
音乐从耳机里流出来，铺满整个房间。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嗓子还在，只是不能唱了。但耳朵还能听，手还能调。日子就这样过，不热闹，但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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