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93年在深圳打工,我二十六岁,和一个大我十五岁的女会计搭伙做了五个月的"临时夫妻"。

那时候穷,出租屋连个像样的床架都没有,同房时她总让我对着那面旧穿衣镜发力。

我以为她怕老,怕我嫌弃她。

直到五个月后,她连句交代都没有就不告而别。

等我发了疯似的到处找她,再见到她时,工地门口整整齐齐停了八辆军绿色大吉普。

那一刻我才明白,这五个月,我究竟招惹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而这一切,还得从1993年那个闷热的夏天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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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我叫林卫国,湖南人,家里兄弟三个,我排老二。

父亲早年伤了腰,下不了地,家里的几亩薄田全靠母亲撑着。两个弟弟还在读书,学费、农药、化肥,每一样都要钱。

1993年春节刚过,村里来了个在深圳包工头手下做事的远房表哥,穿着一件皮夹克,手腕上戴着块亮闪闪的表,在村口一站,全村人都往他跟前凑。

他说深圳现在到处都是工地,缺人缺得很,一个月能拿两三百,管吃管住。

那个数字在我们村里听起来像是天文数字。

我当天晚上就去找表哥,说我要跟他走。

母亲在堂屋里纳鞋底,头也没抬,说了句,"去吧,在家也是白吃饭。"

就这么一句话,我收拾了半个蛇皮袋的行李,跟着表哥踏上了去深圳的绿皮火车。

火车走了整整三十多个小时,我靠在硬座上,窗外的山越来越少,楼越来越多,空气里慢慢多了一股潮乎乎的热气。

深圳到了。

表哥把我带进一个叫红岭新村附近的工地,说这里正在盖一批商业楼,工期紧,正缺壮劳力。

工地的活说来简单,搬砖、和泥、扛钢筋,但真干起来要人命。深圳的夏天不是人待的地方,太阳挂在头顶像一块烧红的铁,汗水一出来就被蒸干,嘴唇每天都是裂的。

宿舍是工地边上临时搭的铁皮房,一间屋子睡八个人,上下铺,褥子常年是潮的,晚上被蚊子咬得睡不着。

但我没有抱怨。

能挣到钱,就值。

工地的账务由一个姓周的女会计管着,我们平时叫她周姐。

第一次见到她,是我进工地后第二个星期发生活费的时候。

那天我排队领钱,排到我了,她头也不抬,拿着账本翻了两页,问了句,"新来的?叫什么名字?"

"林卫国。"

她在账本上找了一下,用笔划了个勾,递过来一叠钱。

我接钱的时候抬头看了她一眼。

比我想象中的要好看。

四十出头的女人,皮肤比工地上大多数女人都白,发髻绾得一丝不苟,戴一副细框眼镜,眼角有纹,但眼神利落,说话简短,透着股不容置疑的劲头。

旁边的老赵凑过来小声跟我说,"那是周会计,你别看她在这儿,人家是城里人,听说以前在国营单位干过,离了婚,一个人在外头闯。"

我没多想,揣着钱走了。

那以后,我跟周秀梅算不上有什么交集,工地上的人跟财务的关系就是发钱、领钱,最多碰到了点头打个招呼。

直到有一天,出了一件事,把我们硬生生地推到了一块儿。

那是个下午,我从脚手架上下来,经过工地旁边那排临时板房的时候,听到里面有人在拍桌子。

是周秀梅的声音,又急又硬。

"我说了账上的钱没动,你要查就查账本,别在这儿跟我耍横!"

另一个男声,声音粗,带着浓重的外地口音,"周会计,你说没动就没动?那这笔材料款是谁批的,你给我说清楚!"

我在门口站了一下,没走。

那个男的是工地上的材料主管,姓陈,平时就是个油滑的角色,跟谁都客客气气的,但背后没少给人穿小鞋。

"我再说一遍,这笔款子是按合同走的,流程齐全,你如果有异议,咱们去找总经理对账!"周秀梅的声音没有颤,硬邦邦的。

我推门进去。

"周姐,这边找你有事。"

我随口扯了个理由,站在门口看着陈主管。

陈主管看了我一眼,嗤了声,整了整衣领,走了。

周秀梅摘下眼镜,用手指捏了捏鼻梁,没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才抬头看我,"你进来干什么?"

"听着动静不对,进来看看。"

她重新戴上眼镜,低头翻账本,淡淡说了句,"用不着你。"

我没走,靠在门框上,"周姐,那个陈主管经常这样?"

她顿了一下,"不关你的事。"

我就走了。

但第二天发生活费的时候,她多给了我一包烟,没说话,直接放在钱上头。

我当时没接,推了回去,"周姐,这个不用。"

她脸上的表情微微动了一下,是那种不太习惯被拒绝的样子,但很快又平了,把烟收回去,继续翻账本。

就这么着,我们算是有了点交情。

02

真正把我们凑到一块的,是一场大雨。

七月底,深圳连着下了好几天暴雨,工地停工,工人们憋在宿舍打牌、喝酒、吹牛,闹哄哄的一片。

我不喜欢那种热闹,拿着块塑料布顶在头上,一个人跑出去买了碗米粉。

回来的路上,在一个屋檐底下看到周秀梅。

她没带伞,提着一个黑色手提包,靠着墙站着,看着外头哗哗的雨,表情说不清楚是平静还是发呆。

我在她旁边站下来。

她侧过头看我一眼,没说话。

我问,"周姐,你没带伞?"

"伞在板房里,出来时没想到雨这么大。"

我把头顶的塑料布扯下来,"这个挡不了多少,将就用吧。"

她没接,只是说,"你先回去吧,我等雨小了再走。"

我没动。

雨越下越大,屋檐根本遮不住,雨水顺着边沿往下砸,溅起一层白色的水雾。

我们就这么在屋檐下并排站着,谁也没说话。

过了大约十几分钟,她先开口,"你今年多大?"

"二十六。"

她轻轻笑了一声,"我大你十五岁。"

我说,"我知道,工地上都说你四十一。"

她收了笑,看我一眼,"那你还站在这里?"

我没接这话,把塑料布重新扯了扯,撑在她头顶上,"走吧,我送你。"

她犹豫了一下,还是跟上来了。

那晚我们没怎么说话,就是顶着那块破塑料布,踩着一路的积水,从街口走回工地。

到了工地门口,她接过塑料布,叠了叠,还给我。

"谢了。"

就两个字。

但那两个字,是我听过她说话里头,语气最软的一次。

后来我才知道,那段时间她一个人住在工地旁边一间月租一百二的出租屋里。

房东是个广东本地的老太太,把一楼的两间房隔开租出去,另一间住着一对外省来的小夫妻,天天吵架,声音穿墙而过。

周秀梅住在里面那间,靠窗,窗外是一棵树,枝桠伸进来,下雨天会一直刮窗玻璃。

我是有一天去找她核对工资单,才第一次进她的房间。

那间屋子收拾得整洁,不像工人住的地方,桌上摆着几本账目的夹子,还有一个搪瓷茶缸,茶缸旁边压着一张叠起来的信纸,我没细看。

她把工资单推过来,"你自己对一下,有问题就说。"

我坐在她对面的小凳子上翻了翻,抬头说,"周姐,你在这儿住多久了?"

"三个月了。"

"一个人住着不闷吗?"

"有什么好闷的。"

我没再问。

但我注意到,她说那句话的时候,手里的笔顿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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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真正开始在一块搭伙过,是因为我的宿舍出了事。

工地铁皮房那边漏雨漏得厉害,雨季一来,床铺底下直接积水,八个人挤在那里头,霉味大得熏人。

有两个老乡直接病了,发烧,浑身起疹子,被送去工地旁边的卫生所打吊瓶。

工头说,要等雨季过了才能修房顶,让我们先将就着。

将就,这两个字在深圳的工地上是万能的。

我出去找房子,钱不多,一个人租一间根本不够,转悠了好几条街,最后转回了周秀梅住的那排出租屋。

房东老太太说,里头还有一间,八十块一个月,没有窗,就一张床一个柜子。

我问能不能便宜点。

老太太摇头,说这价已经是最低的了。

我站在院子里算了算手里的钱,正犹豫着,周秀梅从里面走出来,拿着盆,要去外头接雨水。

她看了我一眼,"你找房子?"

"对,钱不太够。"

她站在院子里想了一下,说,"我那间房有张大床,如果你不介意,可以先住着,费用对半出。"

我愣了一下。

她倒是不在乎我的反应,淡淡补了句,"你要是觉得不合适,就当我没说。"

我想了大概三秒钟,说,"合适,谢谢周姐。"

就这样搬进去了。

那天晚上,我把蛇皮袋往床边一放,周秀梅正在灯下看账本,眼镜架在鼻梁上,头也没抬,"你那边靠窗,枝桠晚上会响,睡觉浅的话戴个耳塞。"

我说,"我睡得沉,不碍事。"

她嗤了一声。

灯关了,两个人各自睡着,房间里除了窗外的树响,安静得很。

我以为就是这么个住法,搭个伙,分摊个房费,顶多算是凑合。

但日子就是这样,两个人住在同一个屋顶下,时间长了,什么都会变的。

第一个月,我们基本上相安无事。

她早出晚归,我上工地、下工地,两个人的作息时间几乎不重叠。

碰上了,说几句,大多数时候是我问她吃了没,她说吃了,然后就各自忙各自的。

但有一天深夜,我下了夜班回来,发现她坐在床沿,一动不动,桌上的灯开着,茶缸里的水早凉了。

"周姐,怎么还没睡?"

她没答。

我凑近一看,发现她手里捏着一封信,信纸皱巴巴的,显然被揉过又展开,不知道看了多少遍。

"周姐?"

她猛地抬起头,发现是我,把信叠起来塞进账本底下,"回来了,洗洗睡吧。"

我坐在她旁边,"家里来信了?"

她没说话。

"是好事还是坏事?"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说,"坏事。"

我没再追问,起身去打了盆热水,端过来放在她面前,"泡泡脚,好睡些。"

她看着那盆水,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低下头,慢慢脱了鞋袜,把脚放进去。

"林卫国,你这个人。"她开口,声音有点哑,"怎么这么会装好人。"

我笑了,"我就是个打工的,没那本事装,就是觉得你不对劲。"

她低着头,不说话,热气从水盆里升上来,模糊了她的神情。

"我妈病了,"她说,"我弟打来电话,说要钱做手术。"

"多少钱?"

"两千八。"

我沉默了一下,"你现在手头够吗?"

"够。"她说,"就是,两千八寄出去,我这个月就剩不了多少了。"

我没说什么。

第二天,我把那个月省下来的一百二十块钱,用报纸包了,放在她的账本上面。

她上班回来,发现了,站在那里看了很久,然后推开门出来找我,把钱放回我手里,"这个不行。"

"就当借的。"

"我不借别人的钱。"

"那当我请你的。"

她把钱放回我手里,"请我什么?"

"请你让我好好住这间屋子,别把我赶走。"

她沉默了一下,把钱又放回了账本上,转身进了屋。

钱没还,人也没把我赶走。

那一百二十块钱,是我们之间第一次真正的温热。

04

一起住了将近两个月,我发现她身上有个奇怪的习惯。

每次换衣服,她都要把那面挂在墙上的旧穿衣镜正对着床。

那面镜子是房东留下来的,木框有点发黑,镜面有道细纹,照出来的人带着点变形。

我问过她一次,"周姐,为什么每次都要摆那面镜子?"

她正在梳头,手顿了一下,没有回头,只说了句,"习惯了。"

我没再问。

但那面镜子摆在那儿,每次同房的时候,她都会让我对着它,说,"看着镜子。"

我不懂她的意思,也没多问。

那种事,说多了反而扫兴。

只是每次看向镜子里,看见我们两个人,一个二十六,一个四十一,年纪差着一大截,但那一刻我说不出哪里奇怪,就是觉得,她在镜子里的眼神,和平时不太一样。

那里头有什么东西,我叫不出名字。

我们正式成为"临时夫妻",是第二个月底的一个雨夜。

那晚外头打雷,闪电一道一道的,把屋子里照得忽明忽暗,树枝刮着窗玻璃,哗哗作响。

她睡不着,我也睡不着。

两个人都背对着对方,躺着没说话。

后来是她先开口,"林卫国。"

"嗯。"

"你有没有想过,将来要娶什么样的女人?"

我说,"没想过,先把钱挣了再说。"

"那你现在缺钱吗?"

"缺。"

她沉默了一会儿,又说,"我大你十五岁,你嫌不嫌弃?"

我翻了个身,对着她的背,"周姐,你在说什么?"

她没动,声音平静,"我就是问你,你嫌不嫌弃。"

我看着她的背影,在闪电的光里一闪一闪的,"不嫌弃。"

她翻过身来,在黑暗里看着我,表情我看不清楚,但我感觉到她的呼吸近了。

"那就别嫌弃。"她说。

就这么开始了。

那以后,我们在外头仍然是周会计和林工,但在那间出租屋里,是另一回事。

她不是个会说甜话的女人,也不会撒娇,更不会黏人,但她对我有种说不清楚的依赖,表现在很多细节上。

我下了夜班,她会把饭留着温在锅里;我生病了,她去外头买了药,放在枕头边,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我发工资,她把账给我算得清清楚楚,一分一毛都说得明白。

但她身上也有些东西,让我始终摸不透。

她从不提家里的事。

那封让她沉默了一夜的信,之后再没提起,账本底下那叠信纸,我从没见她重新拿出来过。

她也从不说她以前在哪里工作,怎么来到深圳的,为什么离了婚。

我问过一次,"周姐,你以前在哪个单位干?"

她正在剥鸡蛋,手没停,"问这个干什么?"

"就是问问。"

"过去的事不用问。"

我没再问。

但有时候,她接到电话,会走到屋外接,声音压得很低,有时候我站在窗边,能隐约听到她说,"我知道,我在处理,你不用管。"

那种口气,不像是在跟老朋友说话,也不像是在处理亲戚的纠纷,像是在处理某件她一个人扛着的、不能说出口的正经事。

我当时只觉得奇怪,但没往深里想。

05

第四个月开始,我觉得她有点不对劲。

以前她不管再晚回来,屋子里总是干净整洁的,账本、茶缸、发夹,都在各自的位置。

但那段时间,她开始有些心不在焉,东西放错地方,有时候我下班回来,发现她坐在桌前,账本摊开,笔放在旁边,人却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叫她,"周姐。"

她才回过神,"嗯,回来了,饭在锅里。"

"你在想什么?"

"没什么,工地的账有点乱,我在理。"

我端出饭来,坐在她对面,"工地上出什么事了?"

"没事,你吃你的。"

她把账本合上,起身去倒水,背对着我,"林卫国,你在这个工地还想做多久?"

我想了想,"看情况,这期工程做完,大概年底就差不多了。"

"年底之后呢?"

"找下一个工地,或者换个地方,还没想好。"

她端着茶缸,站在窗边,看着外头,"如果有更好的机会,你会走吗?"

"什么叫更好的机会?"

"比如,有人介绍你去收入更高的工地,或者,出深圳,去别的地方。"

我看着她的背影,"你问这个干什么,你是想让我走?"

她没答。

"周姐,你到底想说什么?"

她转过身,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没什么,就是随口问问。"

那天以后,她接电话越来越频繁,每次都去屋外,时间也越来越长。

有一次我半夜起来喝水,发现她坐在窗边,手里拿着那个信封,在月光里看。

"周姐,几点了,还不睡?"

她把信塞进衣兜,"你去睡,我一会儿就来。"

我走过去,在她旁边坐下,"你最近是怎么了,有心事?"

"没有。"

"你跟我说实话。"

她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开口,"林卫国,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种搭伙的日子,不可能一直过下去。"

我说,"我知道。"

"那你有没有想过,以后怎么办?"

"以后的事以后说,"我说,"你现在是怎么了,你跟我说。"

她低下头,看着窗外树影,"我只是有点累,没事的。"

那晚她靠在我肩上睡着了,我坐在那里,听着她的呼吸慢慢平稳,心里涌上来一种说不清的难受。

她这个人,从第一天起就是自己扛着自己的,从不往外漏,但那晚靠在我肩上的重量,比什么话都实在。

第五个月,工地上发生了一件大事。

陈主管那边的材料账出了问题,有人举报他私吞了一笔款子,数目不小,工地老板大发雷霆,要彻查。

所有账目都要重新核对,周秀梅被叫去对账,一对就是三天,三天里头,她早出晚归,脸色越来越差,回来吃几口饭,倒头就睡。

有天她回来,把一个牛皮纸袋放在桌上,"这是工地这半年所有的材料出入账,我整理好了,你帮我找个安全的地方放着。"

我说,"为什么给我?"

她顿了一下,"我怕我自己放着不安全。"

我看了她一眼,接过来,压在床底的行李袋里,"行,我帮你收着。"

她点点头,没说什么。

但那晚她睡得很浅,我半夜翻个身,她立刻就醒了,眼睛睁开,直直盯着天花板。

"周姐,你睡不着?"

"没事,你睡。"

"你在担心什么?"

她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说,"林卫国,如果有一天,我突然走了,你会不会找我?"

我睁着眼,"你去哪儿?"

"如果我走了,不告诉你去哪儿。"

我侧过头看她,"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她也侧过来看我,黑暗里,她的眼睛亮得有点不正常,"就是问你。"

我说,"当然找。"

她不说话了,翻过身去,再没出声。

那是我们同住以来,她睡得最久的一夜,而我,几乎整晚没合眼。

那以后没几天,陈主管的事有了结果,他被人带走,账目核查结束。

工地上安静下来,我以为周秀梅的心事也跟着平了,没想到,事情偏偏反着来。

那天我从工地回来,推开门,发现屋子里空了一半。

她的那排账本没了,茶缸没了,发夹没了,那面旧穿衣镜还挂在墙上,但镜子底下,她放过东西的桌面,空得什么都不剩。

床铺叠得整整齐齐,枕头边压着一张纸。

我拿起来,上头只有几个字。

"走了,多保重。"

没有名字,没有地址,没有解释。

我站在那间屋子里,手里捏着那张纸,脑袋里嗡的一声,什么都没转过来。

走了?

就这么走了?

我推开门,跑到房东老太太那里,问她,"周姐什么时候走的,她去哪儿了?"

老太太说,"就今天上午,她把钥匙给我,说房子不租了,一口气把剩下的房租结清了,搬了两个包出去,坐了辆车走了。"

"什么车?"

"黑色的小轿车,我没认出是什么牌子,车牌也没记。"

我发了疯一样,先跑到工地去问工头,工头说,周会计今天上午来办了离职手续,说家里有事,结了工资走人了。

我又去问老赵,老赵说,"她走得快,跟谁也没打招呼,就那么走了,我们都觉得奇怪。"

我把工地里里外外跑了个遍,没人知道她去哪儿了。

那个牛皮纸袋还在我床底下,我把它翻出来,放在桌上,想找一点蛛丝马迹。

里头全是工地的材料账,密密麻麻的数字和签名,和她这个人,没有半点关系。

06

接下来的日子,我活得浑浑噩噩。

白天上工地,搬砖、扛钢筋,汗水把衣服湿透了一遍又一遍,但一停下来,脑子里就转着她走之前那晚说的话。

"如果有一天,我突然走了,你会不会找我?"

"当然找。"

我说了当然找,但我连往哪儿找都不知道。

她没有留下任何地址,没有任何家乡的信息,连她说的那封家信,我也从来没见过信封上的寄出地。

我去过她常买菜的那个摊位,摊主说,有个梳发髻的女人,大概十来天前就没再来了。

我去过她偶尔去的那家国营小饭馆,老板说,那个女人走之前还在他那儿吃过一次饭,一个人,吃得很慢,走的时候给了他们一包烟,说往后可能不来了。

我站在那家饭馆门口,不知道站了多久。

一包烟。

连个招呼都不算,就留了包烟。

我托表哥帮忙打听,在工地附近各条街道转悠,把她可能去过的地方跑了一遍,什么都没有。

有天深夜,我坐在那间空了一半的屋子里,旧穿衣镜还挂在墙上,镜子里只剩我一个人。

我盯着镜子里的自己,突然想起她说的那句话,"照着镜子干活,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

那时候我才恍然,她让我看镜子,也许从来就不是在看我,而是在看她自己。

在和我搭伙的这五个月里,她在那面镜子里看见了什么,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镜子里她走了,我还在。

这么耗了将近一个月,我几乎要认了,以为这件事就这么没了结果的时候,工地上来了人。

那是个平常的下午,没有任何预兆。

我正扛着钢筋走在工地的路上,底下有人扯着嗓子喊,说工地门口来了车,让大家都出来看看。

我放下钢筋,跟着人群走到工地门口。

整整齐齐,停了八辆军绿色大吉普。

车门打开,从里头走出来十几个人,黑色的衣服,靴子磨得发亮,站在工地门口,表情肃然,一动不动。

工地上几十号人,全都愣在那里,没有一个人说话,空气里突然安静得发瘆。

然后,从中间那辆车的后座,走出来一个女人。

深色风衣,发髻一丝不苟,细框眼镜。

是周秀梅。

我站在人堆里,脚像是被钉在地上,动不了。

她走进工地,一眼扫过来,在人群里找到了我,脚步停了一下,然后径直朝我走过来。

那群黑衣服的人,全部跟着停下来。

她站在我面前,看着我,表情是我从没见过的那种平静,平静得让我觉得,眼前这个人和那个雨夜靠在我肩上睡着的那个周秀梅,不像是同一个人。

"林卫国,进去说。"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跟着她走上楼的。

进了楼道,她在前头走,那几个黑衣服的人跟在后面,把走廊站得满满当当,那种气势,压得我脚步越来越沉。

到了那间旧出租屋楼上的走廊,她停下来,转过身,对着我。

走廊的灯昏黄,光打在她脸上,她的表情,是我这辈子从没见过的那种陌生。

我的胸腔里,有什么东西憋着,又酸又涩,堵得说不出话来,最后只剩下一个念头冲上来。

我指着楼下那八辆吉普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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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告诉我,你到底是谁?"

周秀梅沉默了几秒,从身后男人手中接过一个牛皮纸袋,塞进我怀里。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为什么不敢告诉你家在哪里吗?"

走廊昏暗的灯光打在她脸上,我第一次发现,眼前这个女人竟然陌生得让人胆寒。

"答案都在里面。"

"你自己看看吧。"

她身后的几个男人齐刷刷地低下头,那种刻在骨子里的敬畏,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

我捏着那个纸袋,手心里全是冷汗。

我倒要看看,什么样的家世,能让她狠心把我们五个月的日子当成一场施舍的儿戏!

我红着眼,一把撕开封口,拽出了里面那叠薄薄的纸。

纸张边缘极其锋利,甚至划破了我的指肚,但我根本感觉不到疼。

因为,就在我看清那第一页上的身份抬头时——

我的心脏犹如遭到了一记毁灭性的重击,连呼吸都在这一刻被生生掐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