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习惯了”,从一个村支书嘴里说出来,比地上那摊正在流的甲醇还让人脊背发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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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需要追问的是:这种“习惯”是怎么被生产出来的,又是谁在纵容它持续十几年。

先看那2000吨甲醇到底意味着什么。按照现行《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国家标准,甲醇的临界量是500吨,储存量达到或超过这条线,就构成重大危险源,必须纳入最严格的管控。而小祃口村的天润化工,单罐容量500立方的立式储罐就有20多个,标明“甲醇”的罐体至少5个,总量逼近20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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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这个村子家门口堆着的,是四条重大危险源红线叠在一起的分量。甲醇本身属于国家特别管控的20种危化品之一,高毒性,长期吸入可能致癌、致畸、致突变。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的专家在报道里把话说得很直:在村里勾兑甲醇副产物,本身就是非法生产危险化学品。

可这些厂子不但勾兑,还把勾兑出来的“烧火油”以大约4块钱一公斤的价格,卖到饭馆做炉灶燃料、卖到粮站做烘干燃料。工业危化品就这样顺着一条灰色渠道,流进了普通人吃饭的灶台边上。

这不是理论上的风险。无锡滨湖区曾有一个张某,把稀释后的甲醇溶液当作“植物油”卖给小餐饮店当燃料,在民房里私自勾兑储存,管子一脱落,甲醇遇明火,烧掉了两栋民房和一辆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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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城一家小饭店的后厨存放劣质甲醇引发火灾,顺着供货链查下去,五个人因为非法储存、运输、销售甲醇被判了刑。小祃口村那些以“烧火油”名义卖出去的醇基燃料,走的就是同一条路。而且早在2023年,国务院安委会的城镇燃气安全整治方案就已经明确,醇基燃料属于工业用途燃料,不允许餐饮等民用领域使用。禁令摆在那里,小祃口村的勾兑生意照做不误。

监管去哪儿了?记者在县应急管理局得到了一个近乎坦白的回答:小祃口村8家化工企业里,5家根本没有“储存经营”危化品的许可证,是典型的非法储存;剩下3家虽然有证,但严重超量、超范围经营,证基本等于一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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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荒诞的是审批链条本身。应急管理部门给部分企业发了经营许可证,可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从来没有审批过相关规划,县发改局也没有批准过化工项目立项。一个需要规划、立项、安全条件层层把关的危化品储存项目,在几个关键前置环节缺位的情况下,居然一路绿灯拿到了经营许可。这不是某一环节的疏忽,而是整条监管链条在配合着“放行”。

而“放行”的动机,当地工作人员没有藏着掖着。县应急管理局行政审批人员在镜头前说得很清楚:东光县不让取缔,按正规这些化工厂是应该搬走的,但为了给县上纳税,县上不让走,没办法,还想要这个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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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一翻东光县自己的政府工作报告,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历史性突破10亿元,有机化工制品正是当地入选全省重点特色产业集群的三大产业之一。税收数字和产业集群的名头是实的,可代价也是实的:把重大危险源留在居民区里,让村民用呼吸和安全感去置换那一部分财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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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登记信息也能对上一部分:凯佳化工的法定代表人叫杩栋伟,股东杩龙龙持股100%,厂址就在小祃口村。村支书本人被记者找到的地方,不是村委会,而是凯佳化工的厂区里。

村委会连着几个工作日大门紧锁,管村的人常年待在化工厂里办公。当一个人同时是村里的管理者、是企业的经营者、又是被监管的对象时,所谓的“安全检查”“环保督查”就变成了一场自己查自己的游戏。泄漏也好,污染也好,火灾也好,在这种结构里当然会被归入“习惯了”的范畴,因为对习惯了的人来说,那些风险从来不需要他来承担。

今年2月,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专门部署了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要求深入排查非法从事生产、储存、经营危化品的黑窝点、小作坊,严查未经许可或者超许可范围经营危化品的行为。政策的要求是清楚的,底线也是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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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小祃口村的故事说明,当地方税收的算盘压过了安全账本,当村干部家族的利益和监管权力长在同一根藤上,再清楚的政策到了村口也会被一层一层消解掉。村民不是没有反映过,问题被压下来,核查结论写上了“不属实”。真正需要被重新核查的,恰恰是那些写下“不属实”的人。

安全生产有一句被反复重复的话:生命至上。这句话真正的分量,不在于它被说了多少遍,而在于当它和地方税收、家族利益、监管惰性摆在同一张桌子上时,到底哪一边被先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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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祃口村的2000吨甲醇和那句“习惯了”,已经把答案摆在了桌面上。接下来要看的,是除了关停几个罐子之外,有没有人真的顺着这条利益链往回查,查一查那张经营许可证是怎么在缺规划、缺立项的情况下发出来的,查一查“情况不属实”的核查结论是谁签的字,查一查村支书在化工厂里“办公”的这些年,监管的眼睛到底在看哪里。这些事不查清楚,“习惯了”就不会只属于小祃口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