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希喆：从上海的“囡”，到古筝的新声音
文 / 李少璐
2026年8月27日，伦敦圣墓教堂（Holy Sepulchre Church）迎来了一部新作品的世界首演。作曲家、古筝演奏家何芊倩创作的《囡》，以上海童谣《卖糖粥》和吴语中的“囡”为创作线索，由古筝演奏家朱希喆、二胡演奏家黄子洋与巴松演奏家Clara Braham共同演出。
从首演视频中听来，古筝、二胡与巴松并没有被处理成简单的“中西乐器组合”。三种音色在作品中不断寻找彼此的位置：古筝保留着中国传统乐器特有的颗粒感与明亮质地，二胡延续着弦乐器的歌唱性，而巴松则以截然不同的音色进入其中。熟悉的江南声音，由此获得了一种新的听觉形态。
《囡》还有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身份：这是一部专门为朱希喆创作的作品。
对于一位在上海长大、后来来到英国学习并逐渐走上职业演奏道路的古筝演奏家而言，这个作品标题本身就具有某种个人意味。“囡”是吴语中对女孩亲昵的称呼，它连接着上海的方言、江南的声音，也连接着朱希喆自己的成长记忆。而当这一声音最终出现在伦敦的当代音乐舞台上，它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地方文化符号。
从上海的童谣，到伦敦的舞台；从传统古筝，到当代室内乐语境中的声音探索，《囡》也成为观察朱希喆音乐道路的一个入口—：一条并没有被提前规划，却在演出、合作与不断的自我调整中逐渐清晰起来的道路。
从“囡”开始：属于上海的声音记忆
《囡》的创作起点是上海童谣《卖糖粥》。
对于朱希喆而言，作品中的上海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文化标签。成长于上海的她，对方言、童谣以及江南声音的熟悉，更接近一种个人经历。
但《囡》并没有将这种地方记忆简单地复原成一段怀旧的声音。作品保留了传统音乐语言中的五声音阶特征，同时加入现代古筝技法与西方和声色彩，使原本熟悉的旋律在新的音乐关系中发生变化。
这也是首演中最值得留意的一点。
古筝、二胡与巴松虽然来自不同的音乐传统，却没有被刻意塑造成彼此对立的“东方”与“西方”。相反，它们在旋律、节奏和音色之间不断交换位置，使作品中的传统元素与当代声音形成了一种相对自然的联系。
对于朱希喆来说，这样的合作也恰好回应了她近年来对于古筝演奏的重新认识。
一条没有提前规划的音乐道路
如果按照最初的人生规划，朱希喆来到英国并不是为了成为一名职业音乐家。
她来到英国学习政经哲，希望通过不同的教育与文化环境理解更广阔的世界。音乐却在这个过程中逐渐重新进入她的生活。
加入民乐团、参加演出、接触不同背景的音乐家之后，她开始意识到，自己长期学习的古筝在英国拥有另一种可能性。
“最大的改变就是让我走上了音乐表演的道路。”
回望这段经历，她并没有把自己的音乐道路描述成一条早已确定的职业路径。
“虽然国内古筝演奏的佼佼者众多，但我有机会在这里把它弹给世界各地的人听。”
正是在这样的经历中，她开始更加主动地投入演奏技术、经典作品编曲以及不同音乐文化之间的合作。与此同时，她也逐渐意识到，在面对英国乃至更广泛的国际听众时，演奏者需要思考的问题并不只有技术。
在中国的专业训练体系中，演奏技术通常拥有明确的评价标准；而在英国，观众的文化背景和音乐经验更加多元。对于朱希喆而言，一场演出的成功不仅取决于演奏是否准确，也取决于作品是否能够让不同背景的听众建立联系。
“如何保留古筝独特的个性的同时，让受众能欣赏、有共鸣，是我在不断探索的事情。”
这也使她对于古筝的理解，逐渐从“如何演奏好一件传统乐器”，延伸到了“如何让这件乐器与不同的人发生关系”。
一件专门为她而写的作品
在这样的背景下，《囡》的出现具有特殊意义。
它并不是朱希喆从既有曲目中选择的一首作品，而是何芊倩以她为对象量身而作的作品。演奏者不只是作品的诠释者，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作品声音形成过程的一部分。
从首演视频来看，《囡》并没有试图让古筝“西化”。相反，作品保留了古筝自身的音色与中国传统演奏语言，同时将其置于二胡和巴松形成的室内乐互通交流关系中。
传统五声音阶仍然构成重要的音乐基础，捏弦摇、拍板等现代古筝技法则进一步拓展了声音的质感。熟悉的古筝声音因此没有被削弱，而是在新的和声与配器环境中获得了不同的层次。
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巴松。
对于朱希喆来说，最初她其实曾经担心巴松的加入会改变作品原本的声音平衡。巴松无论在音色还是音量上，都与古筝、二胡存在明显差异。如果处理不当，它很容易成为一个过于突出的“外来声音”。
但实际排练和演出之后，她的感受发生了变化。
“巴松作为创新的配器，与民乐融入得太好了！巴松不仅没有破坏民乐的声音特质，反而为作品增加了新的和声色彩，同时保留着自身独特而富有趣味的音色。”
她形容这种关系时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
“巴松像一位幽默的大叔，与古筝和二胡两个活泼可爱的孩子，相处得十分融洽。”
这个比喻也恰好揭示了《囡》的一个重要特点：所谓跨文化融合，并不意味着不同乐器最终变得相似，而是让它们在保留自身性格的同时，找到共同的音乐语言。
当古筝不再只是“东方音色”
对于中国民族乐器而言，进入西方当代音乐与室内乐语境，并不仅仅意味着增加一种新的音色。
过去，古筝在部分西方作品中容易承担“东方色彩”的角色——它的存在本身就足以提示一种文化来源。但对于朱希喆而言，更值得探索的问题，是古筝能否真正进入作品的内部结构。
它能否承担旋律？
能否参与和声？
能否与其他西方乐器建立一种更加平等的室内乐关系？
这些问题也正在成为她音乐实践的一部分。
古筝拥有宽广的音域和丰富的音色层次，高音区清亮，低音区则具有较为厚实的声音质感，因此既可以承担旋律，也可以参与整体声音织体。但与此同时，五声音阶以及传统定弦方式也构成了它在部分现代音乐语境中的限制。
正因如此，近年来作曲家与演奏家不断尝试新的定弦方式、扩展音域以及不同的演奏技术，以拓展古筝的表现可能。
《囡》所呈现的，则是另一种思路：不放弃古筝原有的音乐身份，而是在传统语言的基础上加入新的和声与演奏方式。
对朱希喆而言，重要的并不是让古筝“听起来像西方乐器”，而是让它能够进入共通的音乐语言，同时保持自己的辨识度。
这也是她所谓“让受众欣赏、有共鸣”的更深一层含义。
真正的融合，发生在排练室里
跨文化音乐合作最容易被描述成一个漂亮的概念，但真正的融合往往发生在排练室里。
《囡》的排练过程中，音量平衡便是一个实际问题。巴松的声音相对突出，而古筝与二胡在部分段落又需要通过拍板、敲击等方式加强节奏与力度。三种乐器同时出现时，如何让每一个声部都能够被听见，需要演奏者不断调整。
对于古筝来说，“听见自己”尤其重要。
当二胡或巴松的声音较强时，朱希喆有时难以清楚地听到自己的琴声，而这也会进一步影响演奏中的音准判断。作品既建立在五声音阶的基础上，又存在五声音阶之外的音以及按弦变化，因此演奏者需要在复杂的声音关系中保持高度敏锐的听觉。
这些排练中的具体问题，也让“跨文化融合”摆脱了抽象的概念。
不同音乐传统真正相遇之后，并不会自动产生一种新的声音。它需要演奏者不断倾听、调整、让位，再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
而这恰恰也是室内乐合作最有价值的部分：不是消除差异，而是在差异之中建立关系。
让大家看到古筝，也让古筝走向大家
如今的朱希喆，已经不再只把自己看作一个完成作品的演奏者。
她开始学习编曲，并希望未来能够参与更多具有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的作品。她也希望从世界各地的音乐中学习，把自己看到、听到的东西重新带回古筝的声音之中。
这是一种不断往返的过程。
她从上海出发，把古筝带到英国；又在英国以及更广阔的音乐环境中获得新的经验，再回过头来重新理解自己的乐器。
因此，《囡》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上海元素走向国际”的故事。
它更像是一位年轻演奏家与自己的乐器共同寻找位置的过程。
“囡”仍然属于上海，《卖糖粥》仍然保留着江南童谣的影子，古筝也仍然是那件拥有深厚中国音乐传统的乐器。但当这些声音来到伦敦，它们不必再以一种固定的方式存在。
它们可以与二胡对话，可以与巴松相遇，可以进入当代室内乐，也可以被一个此前从未接触过古筝的听众听见。
朱希喆说：
“让大家看到古筝，也让古筝走向大家。”
这句话或许可以作为她目前音乐道路的一个注脚。
从上海的“囡”出发，却不止于上海；从传统的声音出发，也不止于传统。对于朱希喆而言，古筝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并不意味着改变它原本的声音，而是在一次次新的相遇中，让这件乐器保持自己的身份，同时获得更多被听见、被理解和被重新想象的可能。
（来源：中国音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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