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从1928年中共六大召开，到1945年中共七大闭幕，这十七年漫长的革命岁月，党中央的负责人经历多次更替，遵义会议之后，由他在党内负总责，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这个状态持续到1943年中央机构调整。
1928年大革命失败，国内到处都是白色恐怖，国内找不到安全场地开会，中共六大只能选在莫斯科近郊召开。六届一中全会选举向忠发担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常委会主席，是当时名义上党的最高负责人。共产国际当时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工人成分，推举了码头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但向忠发理论储备不足，处理复杂斗争的能力有限，很难独立把控全局。这段时间，李立三在中央承担大量实际工作，主管宣传，深度参与重大决策。1930年，李立三主导形成左倾冒险路线，计划在全国多地发动武装暴动，攻打大城市，这套方案完全脱离国内实际，造成各地党组织大量损失。很快共产国际出面干预，纠正立三路线，李立三离开中央领导岗位。
1931年，顾顺章叛变，紧接着向忠发在上海被捕，随即叛变。这件事直接重创上海的中央机关，大批地下组织面临暴露的风险。中央紧急调整架构，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王明成为临时中央的核心人物。没过多久，王明动身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把国内中央的领导工作交给博古。博古年纪轻，缺少国内革命斗争经验，完全照搬共产国际的书本理论，推行左倾教条主义。进入中央苏区之后，否定毛泽东的游击作战思路，坚持阵地防御打法，直接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苏区无法坚守，红军被迫踏上长征路。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集中纠正军事指挥上的左倾错误，改组中央领导机构。会议结束之后，部队行军到扎西，召开政治局常委分工会议，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主持中央日常党务。这次的分工要区分清楚，张闻天负责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起草重要决议，处理全党的组织、党务大事；军事指挥方面，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小组，全权负责红军作战。很多人容易混淆这段历史，并不是遵义会议开完，毛泽东就立刻成为党的最高负责人，这次会议首要解决的是迫在眉睫的军事路线问题。
红军落脚陕北之后，瓦窑堡会议就是张闻天主持召开，会议通过决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调整党的各项政策。1936年西安事变突发，陕北的中央连夜开会研讨对策，会议同样由张闻天主持，集体商议和平解决事变的方案，避免内战进一步扩大。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洛川会议以及这一阶段历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都是张闻天主持，统筹党内各项事务。1943年3月，中央机构进行调整，推定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张闻天不再承担党内负总责的工作，退出书记处，依旧保留政治局委员身份留在中央，参与集体领导，工作重心转向宣传和基层调查研究。
这十七年，革命环境一直在剧烈变化，从上海地下秘密斗争，到中央苏区建设，再到万里长征、陕北坚持抗战。前面几任中央负责人，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先后走上中央领导岗位，但是他们的路线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接连给革命带来损失。向忠发被捕叛变，李立三推行冒险路线，王明、博古固守教条主义，每一次路线失误，都让党和红军付出沉重代价。
延安整风运动开展之后，全党开始系统清算教条主义带来的危害，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全党逐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到1945年，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大会总结二十多年革命斗争经验，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担任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主席。从六大延续下来的这一轮中央领导更替，到此画上句号。
六大选出的这一届中央委员会，一直延续到七大召开，这在党的历史上十分特殊。因为长期处在战争环境，各个根据地相隔遥远，交通阻隔，党中央曾经多次计划召开七大，都没能成型，一拖就是十七年。这十七年横跨土地革命战争、长征、抗日战争，历经无数挫折和考验。每一次中央负责人的调整，都和革命道路的探索、纠错紧紧绑在一起。在白色恐怖、强敌围堵的艰难环境下，党中央不断修正错误，慢慢学会独立思考中国革命的问题，走出照搬外国经验的局限。
六大到七大这十七年，是党在挫折中不断成长成熟的一段时期，中央领导班子的一次次更迭，本质上就是寻找符合中国国情革命道路的过程，直到七大，确立起成熟稳定的中央领导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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