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以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为支撑和表征，这就离不开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这一重大论断收录于《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二卷《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一文。近代以来，由于中华文化主体性动摇，随之引发文化上“古今中西之争”以及与此相关的“体用之争”，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建设中的长期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有力地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以及“体用之争”，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
一、“第二个结合”对“古今之争”的破解
从文化的时代性来说，中国传统文化属于古代的，马克思主义是属于现代的，但文化总有其连续性，任何现代都不可能与传统脱节。经由“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把“古”与“今”贯通起来，化解了“古今之争”。“第二个结合”既突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不可或缺性，但又必须接受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从而把现代同传统连接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
“第二个结合”体现了对文化民族性的重视，批判了文化激进主义。在世界史上，中国的发展水平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只是在传统到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才落后于西方，作为支持中国发展的文化自有其精华所在。因此，既要看到中西方文化时代性的差异，又要以坚定的文化自信肯定民族性的特点和优点，关键在于结合时代和实践的需要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转型。马克思主义是理论创新的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理论创新的根，《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二卷收入的《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一文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讲话的主要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坚守好魂脉和根脉“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创新也是为了更好坚守这个魂和根”。经由“第二个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不再是与当代社会隔绝的文化，而是作为活的文化基因、生命要素融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而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第二个结合”体现对文化时代性的重视，批判了文化保守主义。“是非疑，则度之以远事，验之以近物。”（《荀子·大略》）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的指导思想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才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而中国共产党又致力于推动并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相贯通，最终延续了中华文化的命脉，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及其不断实现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就不能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无疑也坚定我们进一步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第二个结合”的信心和决心。在《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收入的《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一文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正是马克思主义传入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经由“两个结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因此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光辉典范。
二、“第二个结合”对“中西之争”的破解
从文化来源上说，马克思主义也属于“西方文化”，“第二个结合”把“中”（中国传统文化）与“西”（马克思主义）融通起来，化解了“中西之争”。现代化确实起源于西方，向西方学习现代化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也正因为如此，西方现代化理论带有地域文化的局限性，很难在全球各地进行复制，在具有五千年文明传统的中国进行复制更难。文化激进主义看不到中国具有五千年文明传统的特殊性，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把西方化等同于世界化，进而提出“西化”或者“全盘西化”等主张，从而根本否认中国传统文化对实现现代化的意义。《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收入的《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一文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不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阻力”，反而是一种“动力”，进一步坚定了中国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自信，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这也显然有助于深化和拓展对人类实现现代化途径的认识，尤其给世界上那些具有深刻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如何既实现现代化，又保留民族文化传统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实现现代化可以坚持以外来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然能够学习借鉴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也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要经由“两个结合”才能在中国起作用而不能教条化对待，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中国起作用当然也不能例外，也就是外来文化到中国之后必须实现本土化。《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各国各民族头上、用它们来对人类生活进行格式化，并以此为裁判，那就是荒谬的了。”这样，“两个结合”不仅为吸收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提供了根本的方法论，也提供了最有力的例证，这也充分证明“两个结合”作为科学思想方法的开放性和彻底性。
尤其重要的是，“两个结合”创造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思考与谋划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文明向度，从而在现代化的目标意义上根本性地超越和终结了“古今中西之争”。在《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二卷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不仅肯定历史文化传统深厚的国家可以实现现代化，而且指出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具体说明了如何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经由“两个结合”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文化新使命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从文明要素追加到文明形态构建的视角转换与拓展，从而对“古今中西”的观察视角也从“西方的冲击”到“中国的崛起”、从“中国的出路”到“人类的未来”、从“文化的自我认同”到“文明的世界引领”的跃迁与提升。“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立足中国，又放眼世界；既立足古代，又着眼未来，这一使命无论是在历史背景、时代主题上，还是在视角转换、胸怀担当上，都完全超出了“古今中西之争”的原有视野与逻辑框架。
三、“第二个结合”对“体用之争”的破解
“两个结合”在成功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同时，也成功破解了“体用之争”。张之洞等主张的“中体西用”论一旦从造军械、建海军进展到办西式学堂、讲西学科目后，必然会引发中西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剧烈冲突而无法破解。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当代中华文化的“主体”。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体的，马克思主义既是“魂”，也是“体”，还是“用”，否则，为什么要强调发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回顾近代以来的历史，中国之所以选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很重要的目的是发挥对中国的指导“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第一，“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文化观以生命体的连续与生成把中华文化的生命贯通起来。“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文化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三种文化置于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进行阐释，克服了“体用二分”思维在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时不仅没有把文化看作一个整体，更没有看作是一个生命体的重大缺陷，中华文化作为绵延至今没有中断的文化，一定是生生不息的生命体。《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二卷收入的《加快建设文化强国》一文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结着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基因和密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
第二，“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文化观把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类型看作是共存互鉴的关系。“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文化观破除了“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等错误理论，表明这种文化或文明的最大化的自我生成与普遍性的互利共生，深刻地指向文明的互鉴与共存，而非替代与霸凌。《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二卷收入的《携手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一文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尤为重要的是，“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文化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主张内在关联在一起。
第三，“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文化观把文化纳入社会有机体。“文化生命体”作为社会有机体的组成部分，与经济、政治等其他社会要素共同构成一个更大的社会生命体系统，并在这个更大的系统中，与其他系统要素之间，内在互动地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独特作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文化观有利于疏通中华文脉、加强文明交流互鉴、突出文化在社会有机体中的作用，这是破除“体用二分”思维的重要条件。
关于近代以来“古今中西之争”的缺陷，罗荣渠指出：“‘五四’以来关于中国出路之论争长期都是围绕东西文化之争这个题目兜圈子，而很少涉及经济发展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弱点。”“第二个结合”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正是经由“两个结合”成果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从而把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起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统一起来，巩固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形成“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就是集中体现。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教授，东方英才拔尖人才，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常务理事，上海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原标题：《“第二个结合”有力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一、二卷》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