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水太冷”故事的文本生成及史实考辨——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补说
中国艺术研究院
摘要： “水太冷”是钱谦益被污名化最为严重的一则故事，虽经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证伪，但仍存在诸多问题。这一故事的最早出处应是江熙《扫轨闲谈》，它极有可能是受到乾隆中期官方贬斥钱谦益的影响而炮制出来的野史新闻。《扫轨闲谈》或是在顾苓《河东君传》与李天根《爝火录》相关记载的基础上，捏合黄淳耀殉节一事，予以加工和演绎。通过对顾苓、钱谦益、阎尔梅等相关记载的考辨，基本可以确定：乙酉之变时，确有柳如是劝钱谦益死节一事，但并无后世“水太冷”等戏谑夸张的演绎。“水太冷”故事之所以深入人心，亦是贴合了钱、柳二人的性格特点。对此故事的重审，或能使我们认识钱谦益等诸多历史人物形象建构的复杂性。
关键词： 钱谦益；柳如是；“水太冷”故事；陈寅恪
目录
一、《扫轨闲谈》与故事的肇始
二、《河东君传》《爝火录》与故事的文本生成
三、“沈令”与“妓师”：故事的“素地”
四、钱谦益降清的舆论探察与“水太冷”的合理性因素
小结
南明弘光元年（1645）五月，清军围攻南京，时任礼部尚书的钱谦益与一众官员出降。传说此时有柳如是劝钱谦益死节一事，而钱氏竟以“水太冷”为由推脱。此传说将钱谦益的胆小懦弱、贪生怕死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早已将此事证伪，但面对钱谦益被污名化最为严重的一则故事，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思考，此故事肇始于何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故事并广为流传？由于陈寅恪写作《柳如是别传》的时代，一些材料尚未被发现，故而陈氏尚未能全面解决以上问题。笔者在发掘新材料的基础上，运用史源学方法对此故事进行重审，旨在探究故事的层累发生及其变异过程，揭示权力场域对故事形成的影响。在此过程中，也能看出钱谦益形象建构的复杂性，从而避免在学术研究中片面将历史人物道德化、标签化的倾向。
一、《扫轨闲谈》与故事的肇始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所引“水太冷”故事的记载出自清人葛昌楣《蘼芜纪闻》，这也是此故事最为常见的版本：
乙酉，王师东下，南都旋亡。柳如是劝宗伯死，宗伯佯应之。于是载酒尚湖，遍语亲知，谓将效屈子沉渊之高节。及日暮，旁皇凝睇西山风景，探手水中曰：冷极奈何！遂不死。
《蘼芜纪闻》只是一本将各种有关钱、柳事迹的野史笔记抄掇而成的合集，因此书中关于钱谦益“水太冷”故事的记载并非是其原始出处，葛昌楣对此也作了说明，标注此则文献引自江熙《扫轨闲谈》。另，清人袁翼著、朱舲笺注《书王义士虞山柳枝词后》亦引述此则材料，并注明源自江熙《扫轨闲谈》。《书王义士虞山柳枝词后》一文收录于袁翼《邃怀堂全集》，此书有清光绪十四年袁镇嵩刻本。这说明光绪年间江熙《扫轨闲谈》所载钱谦益“水太冷”故事已流传开来。值得注意的是，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既引《蘼芜纪闻》之说法，说明陈氏未能亲见《扫轨闲谈》一书。
《扫轨闲谈》一书有清道光十年（1830）长洲顾氏赐砚堂本，但顾沅所刻《赐砚堂丛书》亦是丛书性质。可知江熙《扫轨闲谈》应在道光十年之前就已成书，顾氏只不过重新校定刻印。陈揆《稽瑞楼书目》亦载：“《扫轨闲谈》二卷（江熙，字蕴明，何市人，附《诗草》钞本一册）。”陈揆生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卒于道光五年（1825），《稽瑞楼书目》是其藏书目录，陈氏生前未刊行，今存稿本藏于国家图书馆。陈氏殁后，书目为翁心存所得，潘祖荫于光绪三年（1877）从翁氏后人翁同龢处借出藏本，刊入《滂喜斋丛书》。由此也可将《扫轨闲谈》成书时间的下限再向前推进一步，即此书至迟在道光五年之前就已成书。
遗憾的是，江熙事迹只有《重修常昭合志》中的寥寥几笔，生平不详。《重修常昭合志》载：“江熙（字蕴明，一字甘白。何市人），《扫轨闲谈》二卷（附《诗草》）。”可知江熙之字及籍贯。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些蛛丝马迹中推敲出江熙生平的大致信息。其一，丁立中《八千卷楼书目》卷一四载有此书：“《扫轨闲谈》一卷（国朝江熙撰、赐砚堂本）。”《八千卷楼书目》大致按照作者时代排列，“扫轨闲谈”条前有戴延年、王椷等，后有景星杓、朱象贤、缪艮、阮葵生、杨复吉、焦循、郭麐、纪昀等，这些人生活的大致年限在清初到乾、嘉年间。如果丁氏之排列顺序可信，江熙应是嘉庆以前生人。其二，《扫轨闲谈》所载时间最晚的一条为：“乾隆二十一年（1756），疫疠大作。”仅凭此条只可断定《扫轨闲谈》应成书于乾隆二十一年之后，而无法确定江熙是生于此年之前还是之后。《扫轨闲谈》载：“吾友许古初（淳）得于其族孙方厚。”检《（光绪）重修常昭合志》：“许淳，字古初，能诗，墨竹法管夫人、吴仲圭，尤于尺幅中善作小竹，兼工篆隶，隐处海滨，离尘绝垢，著有《吟亭诗钞》，尝纂《三峰寺志稿》，未竟遽殁。”又：“顺治中邑人严炳纂《三峰寺志》，乾隆间孙淇续订，后许淳又加诠次。道光八年，赵允怀、赵金昌重辑为二卷付刊。”可知许淳为乾隆间人。检国家图书馆所藏龚齐行乾隆二年（1737）所撰《群芳董狐》有许淳题诗，尾署“乙亥杪秋应东川学长三先生嘱和即政，晚学许淳”，后钤“许淳私印”“古初”两印，可见为《扫轨闲谈》所言之许淳无疑。“乙亥”即乾隆二十年（1755），可知许淳应生于乾隆初或之前。江熙作为其好友，其出生年份亦应大致如是。其三，冯怀朴有《晩春有怀江蕴眀》：“去年访旧落花时，虞仲山前共赋诗。今日念君君不见，一庭风雨又空枝。”“虞仲山”即常熟虞山，可知此诗乃赠江熙之作。冯怀朴，生平不详，《娄东诗派》一书仅记载：“怀朴，字淳夫，世居璜泾，有《孤桐书屋稿》（淳夫为沈归愚宗伯所称，州人始知其能诗）。”可知冯怀朴诗歌曾受到沈德潜的赞扬。沈德潜卒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即冯怀朴应生于此年之前。但这是一个最苛刻的限度，设使沈德潜早于乾隆三十四年称赞冯诗，而冯氏能写出一定水平的作品，保守估计也须20岁。那么，冯怀朴应生于乾隆初，甚至更早。而冯氏称江熙为“君”，大致为平辈好友。可知江熙也应生于乾隆初或之前。其四，《重修常昭合志》载：“唐弼（字抱山，诸生），《抱山诗文钞》（门人江熙辑）。”又检《国朝虞阳科名录》，唐弼以何弼名取康熙五十八年（1719）诸生。江熙为其门人，可能是雍、乾年间人。综合以上几条推论可得：江熙，字蕴明，一字甘白；常熟何市人；生活在雍、乾年间，乾隆二十一年尚在世；所著《扫轨闲谈》成书于乾隆中叶。
而乾隆中叶正是钱谦益人品被官方贬斥、著作被禁毁的伊始。乾隆二十六年（1761），沈德潜进呈《国朝诗别裁集》，请乾隆皇帝作序。乾隆皇帝收到该书后，见诗集以钱谦益为首，大为不满，指斥钱谦益大节有亏，不应置为第一。《高宗纯皇帝实录》载：“谕军机大臣等：沈德潜来京，进所选《国朝诗别裁集》，求为题辞。披阅卷首，即冠以钱谦益。伊在前明曾任大僚，复仕国朝，人品尚何足论。即以诗言，任其还之明末可耳，何得引为开代诗人之首？”乾隆皇帝在《国朝诗别裁集序》中同样指出其错误的严重性：“谦益诸人，为忠乎？为孝乎？德潜宜深知此义。今之所选，非其宿昔言诗之道也，岂其老而耄荒？”这其实也拉开了禁毁钱氏著作的序幕。乾隆三十四年，乾隆皇帝下令禁毁钱氏著作，并谕曰：“钱谦益业已身死骨朽，姑免追究。但此等书籍，悖理犯义，岂可听其留传？必当早为销毁。”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皇帝谕令编纂《贰臣传》，特意点名将钱谦益列入大节有亏的“乙编”。至此，乾隆皇帝的一系列谕令，从官方角度将钱谦益定性为名节有亏、朝秦暮楚的小人形象。
根据上文所考，江熙至少在乾隆二十一年尚在世，假使他活过乾隆二十六年，那么这一切就可迎刃而解。所谓“水太冷”故事则是受到乾隆帝贬斥钱谦益的官方意志影响。《扫轨闲谈》中还有几则与钱谦益相关的记载，同样是将其丑恶化的故事：
钱宗伯在前明时，于府第大门署曰：君恩深似海，臣节重如山。既仕本朝，而此联故在，忽有一村人担粪过之，熟视而叹，口语指画者良久。阍人惊讶，入告宗伯。宗伯出而问曰：“若何为者？”村人不顾，朗吟曰：“君恩深似海矣，臣节重如山乎？”宗伯闻之默然，明日遂命刷去焉。
钱牧翁宠姬在柳如是前有王氏者，桂村人，嬖幸略与柳等。会崇祯初，有旨以礼部左侍郎起用，牧翁殊自喜，因盛服以示王曰：“我何似？”王睨翁，戏曰：“似锺馗耳。”盖以翁黑而髯故也。翁不悦，后适以枚卜罢，遂遣王归母家，居一楼以终。今其楼尚存。
牧翁家居时，有门生为江南大吏，一日来省公。公佯称疾，延见于卧内，其自奉只粥一盂、菜一碟，门生惊讶曰：“先生何清苦如是耶？”翁曰：“我食贫久矣，尔尚未之知耶？”门生唯唯，翌日，遂馈以千金。
钱牧翁在明时，曾梦至孝陵剃发，旁有道士赠以诗曰：神宗皇帝第一甲，到老终须剃头发。及觉，惧将罹罪。盖明制朝士常有发配孝陵者。以语陈益吾先生，陈曰：“吾方在刑曹，念交情当宥子。”相与大笑。迨国变后，福藩拥立金陵。未几，王师南下，翁以礼部尚书与大学士王铎率先迎降。乃俱至孝陵剃发，因笑曰：“久怀疑梦，今始得释。
此四则材料将钱谦益的表里不一、心胸狭窄、贪恋钱财、降清丑态，可谓展现得惟妙惟肖。从清初到乾隆中叶，钱谦益虽然受到争议，但并没有出现“一边倒”的诋毁，大多数人仍承认他的诗文地位。尤其与相当一部分贰臣、遗民还存在亲友关系。这一时段人们对于贰臣的评价，实际处于一种混沌状态，而且以谅解心态为主。并且，在官方层面，由于当时清廷统治基础并不牢靠，南明势力至康熙年间才基本肃清，出于稳定统治的需要，这时对贰臣的态度基本是以团结为主。而自清中叶乾隆帝谕令一下，钱谦益反复无常的贰臣形象便深入人心。四库馆臣认为钱氏“首鼠两端，居心反覆”。赵翼云：“顾谦益已仕我朝，又自托于前朝遗老，借陵谷沧桑之感，以掩其一身两姓之惭，其人已无足观，诗亦奉禁，固不必论也。”这些论调同官方对钱氏的定性是一致的。因此，“水太冷”故事极有可能是受到乾隆中期贬斥钱谦益的官方影响而炮制出来的迎合政治风向的野史新闻。即使保守估计江熙未能活过乾隆二十六年，将时间放宽到乾隆早期，这时对贰臣的社会舆论较之清初也已发生重大的转向，“由清初到清中叶，整个社会对易代时期人物的评价，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趋严苛。大抵而言，乾隆中叶以后的严厉贬斥贰臣观点，在顺、康时期并不流行，相反地，清初舆论在议事论人的时候，事功和社会实效等考虑，往往要较道德空言来得更为重要”，“水太冷”故事应是这种社会风气转换的折射。
二、《河东君传》《爝火录》与故事的文本生成
《扫轨闲谈》所记载的钱谦益“水太冷”故事，是凭空杜撰、捕风捉影，还是在原始文献上予以加工和演绎？如果有故事来源，那么最有可能的原始文献又会是什么？
我们先看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对“水太冷”故事的证伪：
则尚湖西山皆在常熟，当南都倾覆时，钱柳二人皆在白下，时间地域，实相冲突。此妄人耳食之谈，不待详辨。
南京、常熟两地相隔数百余里，钱谦益从弘光元年三月官拜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加太子太保，至五月清兵攻陷南京，这两个月间他一直在南京城内，时间与地点明显对不上。可见，此故事的作伪手段并不高明。
不过，《扫轨闲谈》并非是完全凭空捏造，此应本自顾苓《河东君传》：
乙酉五月之变，君劝宗伯死，宗伯谢不能，君奋身欲投池水中，持之不得入。其奋身池上也，长洲明经沈明抡馆宗伯寓中见之，而劝宗伯死，则宗伯以语兵科都给事中宝丰王之晋，给事语予者也。
顾苓是钱谦益的学生，对钱、柳之事颇为熟悉。此处记载并无钱谦益佯装以应、高陈大义等因素，更无“水太冷”一事，只是平淡叙述柳如是劝钱谦益死，但钱氏不能而已。《河东君传》对柳如是品格赞扬有加，而对钱谦益并无任何丑化。顾苓对钱谦益不能死节处于一种矛盾的心态，他说：“公不死为东林之门户羞，公死而东林之门户绝也。”但毕竟钱谦益是顾苓的老师，顾氏在此并无讽刺之意。
此后，顾苓的文本被辗转传抄，甚至改编演绎。清初邓汉仪《慎墨堂笔记》载：“乙酉五月之变，力劝宗伯死，奋身自沉池水中，侍儿持之不得入。其奋身池上也，长洲明经沈明抡馆宗伯署中亲见之，其劝宗伯死，则宗伯以语兵科都给事中王之晋者也。”这段记载同顾苓《河东君传》十分相似，只不过此处将柳如是“持之不得入”池水的人从钱谦益换成了侍儿。顾公夑《消夏闲记选存》“柳如是”条载：“乙酉五月之变，君劝宗伯死，宗伯谢不能，君欲奋身沉池水中，持之不得入。……宗伯暮年不得意，恨曰：‘要死，要死！’君叱曰：‘公不死于乙酉，而死于今日，不已晚乎？’柳君亦女中丈夫也哉。”此书有顾氏自序，尾署“乾隆五十年乙巳桂月平江洒然道人顾公夑书”，知其成书时间为乾隆五十年（1785）。此条文献前半部分完全抄自顾苓《河东君传》，后半部分盖其演绎或记述传闻。黄树苓《石刻河东君像传跋》云：“嘉庆甲戌之秋，树苓省家大人于昭文官舍，即钱宗伯旧第也。东偏有楼半楹，悬河东君初访半野堂小像，幅巾道服，神情奕奕，有林下风。楼盖其殉节处。当乙酉之变，君尝劝宗伯死，其说出诸宗伯，及观君从容赴义，了然于死生之际，则宗伯之言信矣。因检箧中顾云美所撰《河东君小传》，勒石陷置壁间，以表君志节云。”黄树苓写作此文的具体时间为嘉庆十九年（1814），并见到了顾苓《河东君传》。且文中所言柳如是劝钱谦益死节一事出于钱谦益之口，则是概括了《河东君传》中“宗伯以语兵科都给事中宝丰王之晋，之晋语余者也”之说。陆以湉《冷庐杂识》云：“龚鼎孳娶顾媚，钱谦益娶柳是，皆名妓也。龚以兵科给事中降闯贼，授伪直指使，每谓人曰：‘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小妾者，即顾媚也。见冯见龙《绅志略》。顾苓《河东君传》谓：‘乙酉五月之变，君劝钱死，钱谢不能。戊子五月，钱死后，君自经死。’然则，顾不及柳远矣。”《冷庐杂识》刻于咸丰六年（1856），此处引述了顾苓《河东君传》的内容，并将柳如是劝钱谦益死节事同龚鼎孳言顾横波不肯让其死相对比，更突出柳氏之高节。
以上所涉及柳如是劝钱谦益死节一事的文本，基本为顾苓《河东君传》的传抄，即可证明顾氏文本的强大影响力。在江熙《扫轨闲谈》之前，有一重要文本为李天根《爝火录》，亦记载柳如是劝钱谦益死节一事，此应是在顾苓《河东君传》基础上的演绎：
钱谦益姬柳如是，劝谦益取义全大节以副盛名，谦益面有难色，如是奋身欲沉池水中，谦益持之不得入。长洲沈明伦馆于其家所亲见者。后钱、柳游拂水山庄，钱见石涧流泉澄洁可爱，欲濯足其中而不胜前却，柳戏语曰：“此沟渠水岂秦淮河耶？”钱有恧容。
据李天根自序，《爝火录》成书于乾隆十三年（1748）。这个时间点非常关键，它处于顾苓《河东君传》与江熙《扫轨闲谈》成书之间。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水太冷”故事演绎的时间线索。《爝火录》“如是奋身欲沉池水中，谦益持之不得入”明显延续了顾苓《河东君传》“君奋身欲投池水中，持之不得入”的说法。此处的记载还没有出现“水太冷”元素，但“欲濯足其中而不胜前却”与“水太冷”存在微妙的一脉相承之处。而且，较之顾苓所载，此处又增添了投水地点的细节。“此沟渠水岂秦淮河耶”证明该书认为当时柳如是劝钱谦益所投之水乃秦淮河。秦淮河地点的加入，则呼应了顾苓《河东君传》的“乙酉五月之变”，即南明弘光朝灭亡一事，身为礼部尚书的钱谦益此时正在南京与群臣降清。这也暗合了史实，大大提高了故事的可信度。但是前言“池水中”，后言“秦淮河”，似乎不协，盖可见其演绎之痕迹。
《牧斋遗事》载一则同《爝火录》文本大同小异的材料：
乙酉五月之变，柳夫人劝牧翁曰：“是宜取义全大节，以副盛名。”牧翁有难色。柳奋身欲沉池中（瞿本有“牧翁”二字，一本“牧翁”下有“抱”字），持之不得入。是时长洲沈明抡馆于尚书家，亲见其事，归说如此（原本无此四字）。后牧斋偕柳游拂水山庄，见石涧流泉澄洁可爱，牧翁欲濯足其中，而不胜前却。柳笑（一本有“而戏语”三字）曰：“此沟渠水，岂秦淮河耶？”牧翁有恧容。
《牧斋遗事》的作者与时代皆不可考，此书乃钱谦益诸多传闻的杂汇，颇似葛昌楣《蘼芜纪闻》体例。不过，从清代前中叶未见有人称引此书来看，此书可能成于清代晚期。此则材料较之《爝火录》，又补入了“乙酉五月之变”数语，应是参考了顾苓文本，其他则基本相似。此书今存两个版本系统：1912年上海国粹学报社《古学汇刊》本与1917年虞山丁氏初园《虞阳说苑》甲编本。前者影印清抄本，避讳字未改，“弘光”作“宏光”，“弘文院”作“宏文院”，此避乾隆皇帝弘历之名讳，底本应成书于乾隆朝或以后；后者以虞山缃素楼丁氏抄藏本为底本，参校瞿氏菰村渔父抄本，经过丁祖荫的校定，避讳字改回原字，并加校语，上文所引文献的括号中语即是。此处有一则信息颇为有趣，“归说如此”后注明“原本无此四字”，此四字应是丁氏所加，检《古学汇刊》本无此数字。大概丁氏觉此句不通，故补入四字，殊不知弄巧成拙。据前录顾苓《河东君传》所言，沈明抡只是一个亲见者，是钱谦益将此事告知王之晋，王之晋又将其告知顾苓。经由丁氏补入四字，沈明抡则成了亲眼所见并告之于人者。
《扫轨闲谈》成书于顾苓《河东君传》、李天根《爝火录》之后，其文本可能受到两者的影响：
乙酉，王师东下，南都旋亡。时黄陶庵先生馆于钱宗伯家，力劝宗伯死，宗伯不应，遂作《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一章文，置之案而归，与弟伟恭及其徒侯几道同殉难。又柳如是亦劝宗伯死，宗伯佯应之。于是载酒尚湖，遍语亲知，谓将效屈子沉湘之节。及日暮旁皇，凝睇西山风景，探手水中曰：“冷极奈何！”遂不果死。
此为《扫轨闲谈》之记载，对比前文所引《蘼芜纪闻》，可见后者只是去除了黄淳耀劝钱谦益死节的情节，涉及柳如是的部分则完全一致。这段文字同顾苓、李天根的相关记载明显存在“亲缘”关系。
《扫轨闲谈》“乙酉王师东下”，本自顾苓《河东君传》“乙酉五月之变”之说。而且，因为顾苓是钱谦益的学生，所以顾氏在称呼钱谦益时均称“公”“宗伯”等，以示尊敬。而《扫轨闲谈》作为一个污名化钱谦益的记载，却称钱氏为“宗伯”，此明显不协。可见此记载从顾苓《河东君传》中抽离演绎时生硬的痕迹。
《扫轨闲谈》抹去了顾苓《河东君传》中沈明抡的视角，而加入了黄淳耀的对比。这大概是因为沈明抡本人既名声不显又没有殉节的缘故。《苏州府志》载：“沈明抡，字伯叙，精《春秋》，得安成闻喜之传，与同里徐汧、李模、郑敷教友善，从游甚众。崇祯癸酉，以恩贡中顺天副榜。乙酉后，授徒自给，三十余年卒。”《扫轨闲谈》记载中的黄淳耀，不仅劝钱谦益死，还写了一篇文章唾骂钱氏；并且最后与黄淳耀一起殉节的还有其弟及其徒。在众人视死如归的对比下，钱氏贪生之形象更为凸显。不过，钱谦益在黄淳耀死后十余年，应其徒所请，撰写了《黄陶庵先生全集序》一文，其中有言：“陆子以陶庵于余有知己之言，属为其序。余顷者屏居江村，追念平生师友，葺高阳孙文正公、吉水李忠文公之文，手自撰次，以示来者。又得陶庵之集而卒业焉。”从此文中未见钱氏有所芥蒂，反而追忆他与黄氏的师友之谊，或可见《扫轨闲谈》记载并不可靠。
此处应是捏合了黄淳耀殉节一事。弘光元年闰六月，嘉定抗清起义，黄淳耀与侯峒曾被推为首领。城破后，他与其弟黄渊耀自缢于馆舍。计六奇《明季南略》记载此事颇详：
乙酉闰六月，清兵围嘉定，淳耀居城中寺内，渊耀宿城堞，昼夜拒战。七月，势益急，淳耀语渊耀曰：“城破即驰信于我。”渊耀素文弱，城未破三日，两目忽突出青铁色，状如睢阳，筋悉隆起。堞堕，实泥大袋中，重数百斤，用长木肩之登城，修讫，众异焉。癸丑，城破，趋报淳耀，淳耀曰：“吾了纱帽事耳，汝若何？”渊耀曰：“吾亦完秀才事，复何言！”淳耀整袍服，渊耀亦儒冠，同缢寺中。淳耀题壁曰：“弘光元年七月初四日，遗臣黄淳耀自裁于西城僧舍。呜呼，进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洁身自隐，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耿耿不昧，此心而已！异日夷氛复靖，中华士庶再见天日，论其世者，尚知余心。”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得知以下两点。其一，黄淳耀死于乙酉七月，而此时钱谦益已经降清，正准备随清朝大军北上进京。这在时间上并不契和。其二，黄淳耀死于清军围攻嘉定时，并非钱谦益所在的南京。这在地点上也明显不协。所以，黄淳耀劝钱谦益死节一事，纯属杜撰无疑。
为什么要捏合黄淳耀殉节一事于此？这可能因为黄淳耀确实曾馆于钱谦益家，课其子钱孙爱八股文。但黄氏在此期间所居住地点是钱氏老家常熟，并非南京。《（光绪）嘉定县志》载：“黄忠节未第时，馆常熟钱谦益家。”根据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所考：“今陶庵集附有陈树惪宋道南所撰陶庵先生年谱，载陶庵自崇祯十二年至十四年馆于牧斋家。其所记可信。”这说明确实存在黄淳耀馆于钱谦益家一事，但并非乙酉之变时，而是在崇祯十二年（1639）至十四年（1641）之间。这可能成为《扫轨闲谈》的部分事实来源。
并且，这里可能还旁涉了黄淳耀的一件轶事，即拒绝为柳如是诗作唱和。严元照《蕙櫋杂记》云：“黄陶庵先生馆于常熟钱氏。主人纳柳如是为适妻，时作《催妆》诗者甚众。或劝先生作，先生曰：‘吾不能沮其事，于朋友之义亏矣，尚可从而附和乎？’一日，程孟阳携柳夫人诗笺乞先生和，先生不可，孟阳强之再三，且曰：‘老夫已谐诸君和之矣，庸何伤？’先生正色曰：‘先生耆年硕德，与主人为老友，非淳耀之比。若淳耀则断断不可。’孟阳惭沮而罢。”邹弢《三借庐赘谭》云：“黄陶庵先生一代气节，尝馆钱虞山家，以不和河东诗见仵于主人，人皆知之。”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云：“初，宗伯延黄陶庵为师，浼陶庵与君唱和。陶庵曰：‘西席与内主人唱和，非礼也。’再四言之，终不允。作《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文以讥之。”虽然严元照、邹弢、顾公夑晚于江熙，但他们的说法应有出处。《扫轨闲谈》所言黄淳耀“遂作《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一章文，置之案而归”与此事件中“作《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文以讥之”颇有渊源，至于谁为本源，谁为挪用，有待于更早记载此事件的材料作证明。虽然黄淳耀拒绝与柳如是诗唱和之事真假难辨，但仍有线索可寻。“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出自《论语·阳货》，这种出自“四书”的题目，明显是八股文体制。八股文为科举之用，黄淳耀即使撰文谩骂，何故用八股文之体？又检今存黄淳耀所著《陶庵全集》，未见《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一文，此文反而是明末东林党领袖赵南星的一篇八股文，而黄淳耀亦是八股文高手。这种事件之间的互相捏合，于此更可明见。
不过，《扫轨闲谈》后半部分将柳如是劝钱谦益死节的地点改为常熟，以至于被陈寅恪一击而破，不能不说是一个败笔。但是，此处可能演绎了《爝火录》的后半部分：“后钱、柳游拂水山庄，钱见石润流泉澄洁可爱，欲濯足其中而不胜前却，柳戏语曰：‘此沟渠水岂秦淮河耶？’钱有恧容。”《爝火录》此处的记载是在钱谦益的家乡常熟。《扫轨闲谈》所言“尚湖”“西山”皆是常熟风景，可能与此有所牵连。
《扫轨闲谈》在加入“水太冷”演绎之前，还补充了一些细节，在延续《河东君传》《爝火录》表现钱谦益性格比较懦弱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塑造成一个反复无常、表里不一的伪君子形象。面对柳如是的劝死，顾苓《河东君传》的表述是“宗伯谢不能”，作者并没有点出具体原因，那么这里就存在诸多阐释空间，钱谦益可能贪生怕死，也可能谋图恢复，此中存在不确定性。李天根《爝火录》的说法是“谦益面有难色”，这就坐实了钱谦益是因为贪生而不能殉节。在《扫轨闲谈》中，钱谦益的做法是先“佯应之”，而且“遍语亲知，谓将效屈子沉湘之节”，最后却是“探手水中曰：‘冷极奈何！’遂不果死”，这种前后的反转极具戏剧化，将钱谦益伪君子的小人面孔展现得淋漓尽致。于是，在这种丰富的演绎下，偏好街谈巷议的民众对“水太冷”故事自然有了更高的接受度。
三、“沈令”与“妓师”：故事的“素地”
王国维在提出古史研究的“二重证据法”时曾说：“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所谓“素地”便是史实的内核所在，由于上古传说与史实常常相混，遗留的相关材料又较少，故而上古传说的真伪往往难以探求，研究者会选择搁置真伪的判定。但是，像“水太冷”故事并非上古传说，近世遗留的材料较多，是可以寻求“素地”所在的。根据上文所述，《扫轨闲谈》所言“水太冷”故事固然不可信，但是其中所写柳如是劝钱谦益死节一事则可追溯至顾苓《河东君传》。那么，顾苓的记载可信度有多高？是否真实存在柳如是劝钱谦益死节一事？有没有更为可靠的文献佐证此事？
顾苓《河东君传》云：“六月二十八日，自经死。……甲申闰六月七日，书于贞娘墓下。”柳如是于康熙三年（1664）甲辰六月二十八日去世，顾苓《河东君传》自当书于此后，而之后的甲申年为康熙四十三年（1704），但此年并无闰六月。检日历可知康熙三年甲辰有闰六月，故可知“甲申”乃“甲辰”之误。顾苓此传当写于柳如是去世九日之后，即康熙三年闰六月七日。顾苓如何得知柳如是劝钱谦益死节一事？这在上述所引《河东君传》中已有说明，是钱谦益将此事告于王之晋，王之晋转告顾苓。赵伯陶称：“顾苓之语，言之凿凿，是可信的。”不过，柳、沈二人皆劝钱谦益死节而钱氏不能，此本不光彩之事，常人往往讳莫如深，钱氏为何还要大肆宣扬？这应是顾苓为了将此事记载令人更为信服，故加入了一个见证者的视角。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早已指出此点：“云美特记南都倾覆时河东君欲自沉，并劝宗伯死一事，备列人证，所以明其非阿私虚构，有类司马温公撰《涑水纪闻》之体，故吾人今日可以信其为实录也。”（《柳如是别传》，下册，第881页）顾苓尤为欣赏柳如是的品格，将柳如是劝钱谦益死节一事记入《河东君传》，更能突出柳氏的坚毅形象。至于故事的真实性，则有待商榷。
钱谦益诗文中存在一些证据，透露出他对不能死节的悔意。如顺治五年（1648），钱谦益陷入“金陵颂系”时所写的《再次茂之他字韵五首》其一：“覆杯池畔忍重过，欲哭其如泪尽何！故鬼视今真恨晚，余生较死不争多。陶轮世界宁关我？针孔光阴莫羡他。迟暮将离无别语，好将发白喻观河。”其三：“风轮火劫暮年过，未死将如朽骨何？逐鹿南公车乘少，操蛇北叟子孙多。地更区脱徒为尔，天改撑犁可耐他？李贺漫歌辞汉泪，不知铅水已成河。”所谓“故鬼视今真恨晚，余生较死不争多”“风轮火劫暮年过，未死将如朽骨何”等句，皆是表达乙酉之变时未能死节的悔意。顺治十七年（1660），钱君鸿欲筹办钱谦益八十寿，钱氏作《与族弟君鸿论求免庆寿诗文书》婉拒：“少窃虚誉，长尘华贯，荣进败名，艰危苟免，无一事可及生人，无一言可书册府。濒死不死，偷生得生。”亦是表现自己未能死节、苟活偷生的耻辱。钱谦益作为事件的经历者，他的书写可信度较高；但是其本人的言说存在美化的嫌疑，钱谦益诗文中亦存在为了掩盖自己失节的过失而矫饰的可能性。归庄《祭钱牧斋先生文》言：“窥先生之意，亦悔中道之委蛇，思欲以晚盖。”顾炎武《日知录》则专列“文辞欺人”一条不指名地讽刺钱氏：“今有颠沛之余，投身异姓，至摈斥不容而后发为忠愤之论，与夫名污伪籍而自托乃心，比于康乐、右丞之辈，吾见其愈下矣。”蒋寅亦称：“考虑到钱氏生平行事种种矛盾之迹，其诗文的可信度就要大打折扣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钱谦益如果有借诗文来改变自己形象的念头，那只能说是很幼稚的想法，结果也必然是徒劳的。”且钱氏虽一再言说自己未能死节的悔意，但并不能就此证明存在柳如是劝其死节一事。
关于这一问题，最为可信的文献应是阎尔梅《钱牧斋招饮池亭谈及国变事恸哭作此志之时同严武伯熊》一诗：
绛云楼外凿山池，剪烛春宵念昔时。鼎甲高题神庙榜，先朝列刻党人碑。邵侯无奈称瓜叟，沈令何言答妓师？大节当年轻错过，闲中提起不胜悲。
阎尔梅是明崇祯三年（1630）举人，复社巨子。明亡，散财结客，奔走国事，曾为史可法画策。顺治四年（1647），为抗清避祸，祝发称蹈东和尚。康熙二年（1663），阎尔梅避迹吴下，有书信致钱谦益而惹其愠怒，于是严熊从中调节，钱氏遂有招饮。阎尔梅称：“予与牧翁言不契，临行遗书诮让之。牧翁滋愠，武伯曲为调剂。昔人所谓：‘两姑之间，难为妇者。’”钱氏谈及国变事恸哭，阎氏因有此诗志之。这首诗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个旁观者听一个亲历者的诉说所记录而成的。因此，它具有亲历者的参与，又抛却了亲历者矫饰的嫌疑，可信度最高。首联言钱谦益迎娶柳如是，后两人移居于绛云楼，“剪烛春宵”言夫妻感情之融洽。颔联言钱谦益中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探花，后成为东林党的领袖，钱氏本人也有“流俗相尊作党魁”之句。此诗上半部分皆言钱谦益在明朝的成就。
诗的后半部分突转，写向了明亡之事。“邵侯”句用东陵瓜之典，《史记》载：“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邵平经历秦国灭亡，作者以此喻经历明朝灭亡的钱氏。“沈令何言答妓师”句，《白耷山人诗集编年注》注为：“沈令：沈自征，吴江人。有杂剧《鞭歌妓》等行世。山人似不喜此剧，故‘何言答妓师’。”此说恐不甚贴切。此句应是同上句一样言亡国或钱、柳事，沈自征不喜《鞭歌妓》一剧明显与此无涉，又考沈氏之妻为吴江张倩倩，非“妓师”出身，事迹亦显然不符。此应指南齐沈约事，《南史》载：“尝侍宴，有妓婢师是齐文惠宫人，帝问识座中客不？曰：‘唯识沈家令。’约伏地流涕，帝亦悲焉，为之罢酒。”清吴于依《读史九首》其八亦是用此典：“齐朝宫殿锁莓苔，沈令亲怀诏草来。昔日妓师头白尽，相逢空作黍离哀。”沈约之恸哭可能一因思念故国，二因改仕新朝而无言答故国之人。此与钱氏之处境相似，只不过此处的“妓师”成了柳如是。此句应是说柳如是劝钱谦益死节，而钱氏不能，故无言以答柳氏。这在尾联“大节当年轻错过”一句中可以得到证实。因此，此诗可以坐实乙酉之变时，的确存在柳如是劝钱谦益死节一事。由此反推，则顾苓之记载当是可靠的，钱氏诗文所表现的未能死节的悔意也是指向此事。
故而“水太冷”故事并非凭空捏造，其“素地”便是柳如是劝钱谦益死节一事。经后世的演绎与想象，一件平凡之事便被捏造成极具讽刺意味的“儒林外史”断章。这样的捏造并不鲜见，关于龚鼎孳的“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的说法，与“水太冷”大抵属于同一叙事，即都瞄准了重要人物的地位，攻击他们便能产生广泛的影响力。
四、钱谦益降清的舆论探察与“水太冷”的合理性因素
由柳如是劝钱谦益死节一事说开，后世不唯建构了“水太冷”的故事，亦生发出对钱谦益不能死节一事的诸多蠡测。从这些声音中，我们可以窥见对钱、柳形象更为丰富的讨论，并进一步探求“水太冷”故事建构的某些合理性。
“水太冷”故事将钱谦益不能死节的缘由归结于性格软弱，突出钱氏贪生怕死、表里不一的小人形象。自乾隆中期以后，关涉柳如是劝钱谦益死节一事的诗文写作，更多地延续了这种形象建构。乾、嘉年间，赵翼《题柳如是小像》云：“妾劝郎死郎不应，妾为郎死可自凭。褚公偏享期颐寿，毛惜终高节侠称。三尺青丝毕命处，尚悲不死在金陵。”上引赵翼批判钱谦益之言，可知他明显赞同乾隆中期官方对钱氏的贬斥。此诗又明显对柳如是劝钱谦益死节一事做了处理。顾苓《河东君传》中描述的是柳如是劝钱谦益死节而钱氏不能，柳如是则“奋身欲沉池水中”，但被钱谦益“持之不得入”。然而，在赵翼诗中则言“妾为郎死自可凭”，就连钱谦益对柳如是的情意也被剔除干净。袁枚《题柳如是画像》言：“一朝九庙烟尘起，手握刀绳劝公死。百年此际盍归乎？万论从今都定矣！可惜尚书寿正长，丹青让与柳枝娘。”袁枚此诗亦涉及柳如是劝钱谦益死节一事，但比较特殊的是，此处所言柳如是劝钱谦益死节的方法并非跳河而是“手握刀绳”。袁枚此诗所据文献来源已不可知，但所言“可惜尚书寿正长”同赵翼“褚公偏享期颐寿”之句，有异曲同工之妙，皆是言明钱谦益因贪生而不能死节。嘉、道年间的徐楙《题河东君像》二首之一云：“夫婿才名冠九州，龚吴鼎足峙千秋。谁能地老天荒后，大节从容问女流。”首句言钱谦益与龚鼎孳、吴伟业齐名，并称“江左三大家”。而后转写钱氏死节反而要询问柳如是的意见。实际上，这就是在写柳如是劝钱谦益死节而钱氏不能一事。这也是对钱谦益贪生怕死的反讽。皮锡瑞《凤皇台上忆吹箫》云：“可惜牧斋芝麓，只添得、小妇光荣。”便是言钱谦益同龚鼎孳一样贪生怕死，反而成就柳如是、顾横波的名声。这些诗文可能并没有关涉“水太冷”故事，但所传达出的意蕴却具有一致性，即同乾隆中期贬斥钱谦益的官方意志一脉相承。有些甚至枉顾事实，匪夷所思。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称：“柳如是之死，袁简斋赵瓯北之诗，皆谓其闻南都陷，劝牧斋自裁，牧斋不应，遂自缢，不知其何所据。”此批评袁枚、赵翼全然不顾柳如是之死的事实。
在针对钱谦益不能死节一事的讨论中，除却“水太冷”故事的表现之外，另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贪恋美色说。钮琇《题顾元美河东君传后》云：“牧斋先生与合肥龚芝麓公俱为前朝遗老。其遇国变也，芝麓将死之，顾夫人力沮而止。牧斋则河东君劝之死而不死。城国可倾，佳人难得，盖情深则义不能胜也。二公可谓深于情矣。及牧斋之殁也，河东君死之。呜呼！河东君其情深而义至者哉！”文中所言钱谦益与龚鼎孳未能死节事，皆出于情深之缘故，并无讽刺意，反而是赞美。此则材料出自钮琇《临野堂集》，此书刊于康熙年间，由此可见此时钱谦益形象的建构尚未受到乾隆中期官方贬斥贰臣的影响。席佩兰《陈云伯大令重修河东君墓纪事》其一首联云：“耦耕相约殉南都，其奈霜髯恋雪肤。”“霜髯”者谓钱谦益，“雪肤”者谓柳如是，此句言钱、柳相约殉节于南京，但因钱氏贪恋柳氏美色而不能。这种说法亦是对钱、柳爱情故事的进一步演绎想象，比起贪生怕死的形象，钱谦益贪恋美色形象的建构更突显其猥琐。从清初对钱、柳爱情的揄扬到后来对钱氏贪恋美色的讽刺，可以见出所谓钱谦益因贪恋柳如是美色而不能死节的说法，可能也是受到乾隆中期官方意志影响的一种变形。或者说，乾隆中期的官方意志使得钱谦益正面形象的建构逐渐消歇，负面的批评则日益甚嚣尘上。
第二，眷恋官位说。谈迁《枣林杂俎》云：“钱公出处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闻；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此诗讽刺钱谦益为获高官而降清。谈迁乃明末之人，故此论并非受到乾隆中叶官方意志的影响，实际上从钱谦益降清时就存在这种看法。秦云《柳如是》云：“图书坐拥绛云楼，小字蘼芜唤亦愁。闲煞山庄红豆树，恨他夫婿觅封侯。”所谓“觅封侯”正是言钱谦益贪恋官位而降清。孙原湘《钱牧斋故宅吊柳夫人》有句云：“欲跨两朝为领袖，翻输一死与钗裙。”讽刺钱谦益为官位而不能死节。不过，钱谦益在顺治三年（1646）正月被任命为礼部侍郎，旋即辞官，六月二十六日乞归放行（参见《钱谦益年谱长编》，中册，第805—810页）。换言之，钱氏在清廷为官时间不足半年，故言其贪恋官位亦未必妥帖。
第三，护城保民说。金鹤冲认为钱谦益投降献城乃“保全民命，乃去邠之遗风，古今之正义”。金鹤冲乃民国时期之人，站在为钱谦益翻案的立场而作钱氏年谱，所言主观性较大。且护城保民之说的文献源头便出自钱谦益本人的《与邑中乡绅书》：“大兵到京城外才一日，仆挺身入营，创招抚四郡之议。此时营垒初定，兵势汹涌，风鹤惊危，死生呼吸。仆真见大事已去，杀运方兴。拚身舍命，为保全万姓之计，触冒不测，开此大口。”此乃钱谦益为自己降清辩白的策略，其可信度自是可议。
第四，隐忍修史说。钱谦益曾撰有《明史》，惜毁于顺治七年（1650）的绛云楼大火。因而有人称，钱谦益不能死节，是为了修撰《明史》。清吴祖修《书牧斋诗后》云：“红豆山庄拂岫青，客来犹见子云亭。当年党论推尊宿，近日骚坛尚典型。不死拟将成汉史，孤生忍独守《玄经》。延登旧恨君休诧，目断台阶两两星。”所谓“不死拟将成汉史”即认为钱谦益以修史之故而不能死节，这在沈德潜对此诗的注解中可以证明：“牧斋不死，一以《明史》自任，一以受温体仁讦，未得相位为恨，佐命兴朝，庶展抱负也。此意为柳塘指出。”言明钱谦益因修史而不能殉节。细思之，此说亦难以成立。比如黄宗羲亦关心《明史》的修撰，其本人虽始终以遗民自居，但派遣了弟子万斯同以及自己的儿子黄百家参与清廷《明史》的修撰。换言之，修史并非一定要降清才可。而且这种说法也见于钱谦益的《牧斋有学集》卷四七《题程穆倩卷》，是钱谦益借黄道周之口所言：“漳海毕命日，犹语所知：‘虞山不死，国史未死也。’”其中的动机不言自明。
第五，谋图恢复说。钱文选有《柳夫人事略》一文，其中“劝牧斋殉节”一节言：“致如是劝牧斋殉节未成，然非牧斋初心也。牧斋向如是云：‘江南忠义之士甚多，必有人勤王起义，别立鲁王，少康中兴，安知不复？见于今日留此身体，从中联络，自有用处。卿应谅我苦心，不以一死卸责已也。’如是至此，始知牧斋含有恢复明社之志，亦不再劝其殉节耳。”钱文选既是清朝的遗民，又经历抗日战争，当时的局势就如同明末清初一般，人们不唯有对投降者的批判，亦有对殉节者、隐逸者、谋图恢复者等一系列行为的思考，由此也带来了对“生死难易”问题的讨论。此时对钱谦益图谋恢复形象的建构，其实就是这种“生难死易”观念的折射，亦即一死了之是简单之事，隐忍屈节、谋图恢复方是困难之举。但是，如果从钱谦益自身的作品中寻找其心态转换的节点，便会发现钱氏有反清复明之心其实始于顺治五年秋的“金陵颂系”一事。换言之，钱谦益降清乃真降清，反清亦真反清，但二者的节点是顺治五年，并非顺治二年降清时就佯装以图恢复。因此，所谓钱谦益为了谋图恢复、暂时隐忍降清而不能死节的说法，不过是附会时局之言。
虽然“水太冷”故事同上述说法一般皆不可靠，但就流播程度来看，“水太冷”故事的建构更加深入人心。这其中除了民众对街谈巷议的负面“秘闻”偏好以及故事本身所具有形象生动的优长之外，“水太冷”故事更为贴合钱谦益、柳如是二人的性格特点。钱谦益比较胆小懦弱，柳如是则慷慨坚毅。比如在顺治四年钱谦益陷入谢陛案而被抓往京城之时，钱、柳二人在面对此事时显现出不同的性格特点。钱谦益《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小序记载：“丁亥三月晦日，晨兴礼佛，忽被急征。锒铛拖曳，命在漏刻。河东夫人沉疴卧蓐，蹶然而起，冒死从行，誓上书代死，否则从死。慷慨首涂，无刺刺可怜之语。余亦赖以自壮焉。”所谓“锒铛拖曳，命在漏刻”“余亦赖以自壮焉”皆表明钱谦益此时的恐惧，而柳如是则是“慷慨首涂，无刺刺可怜之语”，二人的性格差异于此可略窥一斑。《扫轨闲谈》所表现的钱谦益唯唯诺诺、贪生怕死与柳如是的慷慨高义、不惧生死的对比，其实亦贴合二人真实的性格特点。这也是“水太冷”故事能够深入人心的一大缘由。
小结
综上所述，钱谦益“水太冷”故事最早出处是江熙《扫轨闲谈》，其立场或受到乾隆中叶官方贬斥贰臣的影响。《扫轨闲谈》故事应是在顾苓《河东君传》与李天根《爝火录》相关记载的基础上，捏合黄淳耀殉节一事，予以加工和演绎而成。通过对顾苓、钱谦益以及阎尔梅相关记载的考辨，基本可以确定：乙酉之变时，确有柳如是劝钱谦益死节一事，只不过没有后世演绎得如此戏谑、夸张。从后世对钱谦益不能死节一事的蠡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水太冷”故事之所以深入人心，亦是贴合了钱、柳二人的性格特点。这带给我们的思考是，如今我们所认知的历史人物形象，可能并非他们原本的面貌。胡适曾提出“箭垛式的人物”这一概念，旨在说明人们通常将类似事件归于具有某些特性的人。但胡适所举都是正面例子，“历史上有许多有福之人。一个是黄帝，一个是周公，一个是包龙图”。这个现象在负面人物形象的生成过程中亦同样成立。所谓“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在钱谦益“水太冷”故事的演绎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射向钱氏身上的一枝枝利箭。尤其当官方予其定谳时，可谓一击致命。民众很快就会接受官方的说法，并由此产生诸多不可思议的齐东野语。
因此，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应在“是什么”的背后进一步追寻“为什么”。顾颉刚通过孟姜女故事的个案研究，揭示了即便是看似微小的民间故事，也往往随着文化中心的转移、地域差异以及民众情感的投射而不断演化。这种动态的研究视角，对故事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此外，作伪的文献并非没有价值，反而可以进一步展现历史的纵深。陈寅恪称文献的真伪只是“相对问题”，重要的是“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以此观之，诸多以前常规的认知可能会被颠覆，从而更加明晰历史事件的细节与真相，进一步拓展学术研究的空间。
本文原载《文学遗产》2025年第6期
注释从略
明清史研究
每日读史 · 温故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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