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67届初中毕业生，当时其实是可以留在上海进工厂的，可当时我有一个66届刚被分到厂里的哥哥，按照当时的政策，我只能考虑到农村去了。

但我当年没有马上就走，等到1968年最高指示出来后才走，那时候不走也不行了，学校都会去家里动员，我父母都在厂里上班，我也不想让他们为难，就自己去学校报了名，大概是1968年底报的名，学校很快就批准了，通知书就给我了。当年拿着通知书花30多买了一个木箱，又买了一个毯子，还有一些日常用品，当时买东西都要票，但我们下乡知青凭借通知书是可以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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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好后，应该是1月中旬的时候，我们都在学校集合，之后一起从上海北站出发，拿着乘车证，大红花一戴，就走了，我当时去的是安徽。当时是晚上出发的，天亮了就到了安徽了宿县，我们就背着自己的行李就下车了，当时火车站旁有个广场，接站的在那里。当时早饭午饭也没人管，我们就自己用带的干粮解决了，等把我们分到各自的大队里，才吃上了一顿真正的饭，可也没啥油水，但好歹是一顿热乎乎的饭。

后来就跟这个大家一起劳动，拔河工、挖河蚌，那时候干了几个月，当时还挺积极的，工作都挺卖力的，因为在那里有食堂，有馒头吃，可到了夏天，就不拔了，因为总发大水，就结束了，各自回各自的生产队。

夏天的时候就跟着农民一起干活，挣工分，可当时一算，工分一天才有九分多钱，还不到一角钱，觉得太少了深受打击，觉得没有啥奔头了，就不想干了。一天到晚就赶集玩玩，跑来跑去的，当时7月份的时候我们几个还回了趟上海，等十一之后才回去，回去后也不好好干活，就是混着。

头一年还行，国家有粮食补贴，我们不干活也不至于饿着，就这样混到过年，过年之后就又回上海了，在上海待到了来年3月份，不得不回去，因为当时上海买粮食也都要粮票，我们当时户口都不在上海了，哪有粮票，都是跟家里其他人抢着吃，就这样，我们就又回去了，可回去后生产队就不给我们粮食吃了，说不干活，当时实在饿了中午就去别的同学那吃吃，晚上的时候跟老乡借点吃，可是借你得还呀，后来我们就又不得不干活，因为得还老乡。

虽然我们当时表现不怎么好，但当时县里开积极代表大会，每个队里都得有人去，我们四个知青里面，我算是表现好的，就让我代表去参加了，给我换了粮票，后来我们大队有一个招工名额，别人都说我们大队没有好的，不行，可这样说我们大队书记脸上也没光，非得从我们4个中选一个，后来也经过投票，最终是我被选上了，到了厂里就好了，至少吃饭不愁了。

招工后不仅有工资，有食堂还有宿舍，当时我们厂子做的是发动机，给我分配得是老工人不爱干的喷漆活，那时候也不管这个有毒有害有活干就行，干了2年多，后来得了结核病，接着开始治病，病好了接着干，干这个活有一次油漆喷到眼睛里了，视网膜脱落了，现在有一个眼睛是看不见的，当时就因为这个原因，就病退了，那时候还挺提前退了，还能领300多块钱，后来厂里黄了，好多人都下岗了，而我算是幸运的，至少还有钱拿。

55岁左右，我回到了上海，当时户口迁到了哥哥家里，哥哥、嫂子当时是不错的，如果他们不让我迁，我也回不来，那时候真的有不少兄弟姐妹因为回上海不给迁户口反目成仇的，可回上海后虽然有住的地方了，可我那点退休工资根本就不够，当时自己就在医院里干起了护工，干了有个把年，干不动也就不干了，如今我和老伴都有退休金，虽然不多，但加起来在上海不生啥大毛病也够吃喝了，孩子也不用我们管，生活都不错，已经很知足了。

跟那段下乡的岁月比，我们现在就相当于掉进了福窝里，已经没有其他的奢望了，就盼着身体好，多活几年，再好好享受享受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