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桂英攒粮票，是从七九年秋天开始的。
那时候她刚嫁到这个镇上，婆家开着镇上唯一的缝纫铺，日子算体面。嫁妆是一台蜜蜂牌缝纫机，红绸子盖着，摆在堂屋正中，来了客都要掀开给人家看一眼。
她男人叫赵有福，是个闷人，一天说不了十句话，手上茧子厚得像鞋底。他会做中山装，会绱鞋，会裁裤脚，镇上干部的新衣裳都出自他手。
桂英的任务，是管家里的票。
粮票、油票、布票、肉票、糖票、肥皂票。一样一样，都夹在一本塑料皮的笔记本里。买米要粮票，买油要油票，买布更要票。没有票，你拿着钱也进不了柜台。
她管得紧。每月二十号发工资，有福把三十七块五交到她手上，她当着他的面数一遍，一分不差，然后锁进五斗柜的第二个抽屉，钥匙挂在自己腰带上。
头两年没出过差错。直到八一年冬天。
镇上来了个走乡串户的裁缝，姓周，从浙江来的，三十来岁，会做西装。他带来一张《大众电影》的封面，上面刘晓庆穿一件垫肩的西装，腰收得细细的。
镇上没人见过西装。妇女们围在缝纫铺门口看了半天，最后供销社的孙主任说了一句：能不能做？
有福看了看，说：能做。
桂英在旁边没说话。她心里算了一笔账：做一件西装，要用四尺半料子，还要衬里、垫肩、纽扣。料子要布票，衬里也要，垫肩要腈纶棉——也要票。
她回家翻了三遍那个笔记本，发现布票不够。
缺四尺二。
四尺二是什么概念？是全家两个半月的分量。她不能动，动了下个月就揭不开锅。
她想了三个晚上，最后在一个赶集的早晨，揣着笔记本去了二十里外的邻镇。
邻镇有个远房表姨，表姨的儿媳妇在粮站工作。她没敢说自己是来换票的，只说来看表姨。表姨留她吃了饭，烙饼，葱花很多。
饭桌上她把笔记本拿出来，假装无意地翻开，露出里面厚厚一沓。表姨的儿媳妇眼睛亮了一下，没说话。
临走的时候，桂英把五斤全国粮票塞进烙饼篮子里，用一张旧报纸盖着。
回去的路上她腿是软的。不是因为二十里路，是因为那五斤粮票。五斤，是一个成年男人五天的主食。她拿它换了四尺二布票。
西装配料做出来了。垫肩是腈纶棉自己压的，衬里是她拆了自己一件旧褂子。第一件给了供销社孙主任，藏青色的，他穿着去县城开了三天会，回来逢人就说这叫时髦。
第二件、第三件。一个冬天做了十一件。赵家的缝纫铺出了名，来的人要排队。桂英站在柜台后面收票、收钱、记账，脸上第一次有了光。
麻烦是从腊月里开始的。
粮站的会计查账，发现短了五斤全国粮票。不大不小，刚好够一个人五天。追查追到表姨的儿媳妇头上。那女人没扛住，说了一句：沈家媳妇来过。
腊月二十三，小年。镇上的人都在赶集。两个戴袖标的人走进缝纫铺，问桂英：你这个月粮食够吃吗？
她心里一沉，嘴里说：够的，够的。
他们没再说什么，走了。但镇上传开了。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她投机倒把，有人说她跟粮站的人不清不楚，最损的一句是：这种女人，手心比男人还硬。
有福那晚收了摊，坐在缝纫机前，一句话没说。
桂英给他盛了饭，他不吃。
她站在桌边，手攥着围裙角，终于说了实话：粮票是我换的。
换了多少？
四尺二。
他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把饭端起来，一口一口吃完了。
以后别换了。他说。
嗯。
第二天缝纫铺照常开门。来的人照常排队。桂英照常在柜台后面收票、收钱、记账。只是那本塑料皮笔记本里，多了三页新的记录，一页是布票的去向，一页是粮票的流向，一页是她自己算的，上面写着：一件西装，成本七块四，收十二块，净四块六。
她不识字太多，账是歪歪扭扭的阿拉伯数字，但她算得清楚。
八三年，粮票开始松动。有人偷偷拿它换鸡蛋，换豆腐，换一只老母鸡。桂英不换。她把攒下来的粮票一沓一沓夹好，说：万一哪天又要呢。
有福笑她：你这人心眼细。
她没接话。她心里知道，自己不是心眼细，是怕。怕那种站在柜台前、手里攥着钱却买不到东西的日子再回来。
九三年，粮票正式取消。镇上的广播里说，从此买米买面不用票了。桂英那天把那个笔记本翻出来，一页一页地拆，把里面所有的票都取出来，摊在桌上。
粮票、油票、布票、肉票。有的已经脆了，一碰就碎。她用手掌轻轻按住，怕风把它们吹走。
有福从后面走过，看了两眼，说：扔了吧。
她没扔。她把它们收进一个铁盒子，埋在院里的石榴树下。
第二年春天，石榴树开花了，红得像火。她的闺女出嫁，嫁到县城去，嫁妆里没有缝纫机，有一台蝴蝶牌的电熨斗。
桂英站在石榴树下送她出门。闺女回头看她，她没哭。
晚上她一个人坐在堂屋里，把那个铁盒子挖出来，打开。票还在，票面上的红章已经褪得看不清了。
她一张一张地看，像看旧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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