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在邮电所上班的时候，电报是活人的声音。

他是八〇年接的他爹的班，在苏北大运河边上的一个四等小站当报务员。邮电所是三间青砖房，一间营业，一间机房，一间堆着旧《人民日报》。门口挂着一块木牌，红漆写的字，已经被风吹白了。

他每天的工作，是坐在那台老式电报机前，听滴滴答答的声音。一长一短，一短一长，是文字，是别人的命。

八七年夏天，运河涨水。

那是几十年没见过的大水。河面宽了一倍，浑黄的浪头拍着堤岸，堤上的柳树只露出一蓬蓬的树冠。乡里人把老人和孩子往镇上送，青壮年在堤上扛沙袋，一扛就是三天三夜。

那几天电报突然多了起来。

往常一天十几封，那几天一天上百封。老周一个人值夜，手不停地按，按到后来手指不听使唤，一伸一缩，像鸡啄米。他嘴里含着一颗话梅核，酸的，提神。

电报内容都差不多：

母病速归。

水进村速转。

堤危人安勿念。

他一边抄，一边在心里替人家念一遍。抄完了交给投递员小马，小马骑着绿色自行车，后座两个帆布邮袋，一趟一趟往外送。

小马十九岁，刚招进来，圆脸，爱笑。他不会发报，只会蹬车。

七月十四号那天傍晚，水第一次漫过堤顶。

乡政府用大喇叭喊，让沿河的村子全部转移。人往镇上走，牛往坡上赶，鸡飞到树顶上。老周站在邮电所门口看，看见一片白花花的浑水从堤上漫下来，像一块布被掀开了。

那天夜里电报更密。他一个人抄到凌晨三点，手指肿了，用冷水冲一冲，接着按。小马一趟一趟送，回来的时候裤腿全是泥，分不清是汗还是水。

凌晨四点，小马最后一趟出去。往北边的水洼村。老周把最后几封电报递给他，说：骑慢点，路上当心。

小马笑了一下：周叔，水洼村我都去过八百回了。

他再也没回来。

水洼村那条路中间有一截是洼地，水从两边漫过来，看着不深，下面是翻过的淤泥。小马的自行车陷进去，人翻在路沟里。第二天中午被人发现，绿色的邮袋还背在身上，里面的电报一封没湿，压在他身子下面。

老周去看他的时候，那辆自行车还在水沟里泡着，后座上挂着一只绿色的帆布邮袋，空了。

小马他娘从乡下来，六十几岁的人，在邮电所门口站了一下午。她没哭，只是反复说一句话：我儿子不会水。

老周不知道怎么接。他只知道小马前两天还跟他说，等发工资了要去县城买一双回力球鞋，说骑车脚疼。

七月二十号，水退了一半。

小马的事报上去了，说要评个什么。所里的所长找老周谈话，让他写一份材料。他写了三页，写得很慢，字是一个一个按出来的，像发电报。

写完他发现自己写错了一处：他把邮递员小马同志写成了邮递员小马孩子。他划掉，重写，手抖。

那天下午，他收到一封加急电报。

是从安徽一个县里发来的，收报人是镇上粮站的会计老李。电报四个字：父逝速归。

老李的老父亲在安徽老家。水也淹了那边。老李在镇上待了七年，每年只回去一次，过年。

老周把电报抄好，交给所里另一个投递员。那个人骑车走了，走了四十分钟，回来。

说老李不在家。他媳妇说，老李前天回安徽了，也是因为水。

那封电报没人签收。

按规定，无人签收的电报要存底，等本人回来再给。老周把它夹进一本《电码本》里，放在柜台最下面一格。

他每天上班都会看一眼那本《电码本》。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九月初，老李回来了。瘦了一大圈，眼窝塌下去，手上全是泥印子。他来邮电所，不是取电报，是来发电报。

他要发一封给他安徽的一个远房侄子，问家里的地和房子。

老周替他按完，收了他两毛钱。然后他从柜台下面把那本《电码本》拿出来，翻到夹着电报的那一页，递过去。

老李看了一眼，脸就白了。

他站在邮电所里，把那张纸捏成一团，捏了很久。最后慢慢松开，纸团皱巴巴的，被他小心地展开，折好，放进上衣口袋。

他没说谢谢，也没说别的。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老周，嘴唇动了一下。

老周知道他想说什么。他想说为什么不早给我，可电报是他自己走的，走之前连个招呼都没打。

那天晚上老周值夜，一个人坐在电报机前，没报可发。他翻开《电码本》，一页一页地看那些电码符号。

滴是短，答是长。一个字最多四个符号。四个符号就能把一个人的命送出去，或者送回来。

他想起了小马。小马不会发报，只会骑车。他要是会发报，也许就不用骑车。也许那天夜里他可以坐在邮电所里，把一封电报按出去，让别人替他跑那一趟。

这个念头把他自己吓了一跳。

秋天，运河的水终于退干净了。堤修好了，比原来的高了一截。柳树活了大半，剩下的光秃秃地立在水面上，像一些干瘦的手。

所里给小马办了一个简单的追悼。人不多，邮电所的人、他娘、还有几个乡邻。老周去了一趟，站在最后面，没上前。

他送了一个花圈，白色的纸花，是他自己扎的。上面没写名字，只写了四个字：一路顺风。

他知道小马不识字，认不得这行字。但他还是写了。

第二年春天，老周带了个徒弟，是个姑娘，十九岁，会发报，手指又快又准。他教她认电码，一个一个教。

姑娘问他：周师傅，发报的时候手酸吗？

他想了想，说：酸。但手酸比腿酸好。

姑娘没听懂。他也没再解释。

九四年，镇上通了程控电话。电报越来越少，一天只有两三封。老周还是照常上班，坐在那台电报机前，听滴滴答答的声音。

九六年，电报业务停了。那台机器被搬进储藏室，和一堆旧《人民日报》堆在一起。老周办理内退，回了家。

他的手一到阴雨天就酸。他把《电码本》带回家，和几张小马的照片放在一起，锁进抽屉。

有时候他坐在院子里，看着运河。河面很宽，水很清，船不多。

他会想起八七年那个夏天。漫过堤顶的浑水，绿色自行车后座上的帆布邮袋，还有那封父逝速归的电报，在柜台下面躺了两个月，等一个人自己走回来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