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简介：
杨玉良，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原校长。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现任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院长。我国自主培养的第一位高分子科学博士，中国高分子化学领域首席科学家，国家重大基础研究“攀登计划”高分子凝聚态物理基本问题专家组首席专家，主要从事高分子凝聚态物理研究。
科技如何从工具、形态到生态全方位赋能文化
——访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玉良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血脉，科技是国家的强盛之基。纵观人类历史长河，文化和科技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协同共进、交相辉映，共同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当前，人类社会正迈入数智文明新时代，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如何理解两者双向互动的深层逻辑？浙江文化底蕴深厚、科技创新优势明显，在推动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上可以作出哪些先行探索？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玉良。
2025年，参加第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博物馆高级别论坛的嘉宾使用AR（增强现实）眼镜观看良渚博物院展品。 新华社记者 江汉 摄
答好文化和科技这道“融合题”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和科技融合，既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延伸了文化产业链，又集聚了大量创新人才，是朝阳产业，大有前途。”面对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您如何理解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杨玉良：基础研究具有隐性、长效的战略价值，其所构建的知识体系构成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根基，孕育着技术突破的可能性，成为学科交叉的枢纽节点，并能培养具备原始创新能力的人才梯队。以核物理来说，它属于典型的长线基础学科，投入周期长、短期难见直接经济回报，但它对科技竞争力的支撑作用体现在三个核心层面，这也是所有基础研究共通的底层价值。
第一，拓展人类认知边界。基础研究本质上是探索未知领域的“火种工程”，为技术革命提供原始驱动力，拓展文明认知边界，并储备应对危机的科学能力，其价值难以通过短期应用指标来衡量。我们知道，“从0到1”是科技发展的“火种”，依赖于原始创新的突破；而“从1到100”则是将“火种”扩散为“火炬”，进而“点燃”整个产业版图的过程，需要产业生态与政策体系的协同赋能。我们团队长期聚焦夸克胶子等离子体、反物质、光核物理、放射性核束物理等微观物质前沿，直面宇宙起源、正反物质不对称等世界级基础科学难题。在这些方面的突破，能够让我国在粒子物理、极端条件下的核物理领域掌握科学议题设置、行业标准制定主动权，并且从根源上破解高端装备、医疗、能源领域“卡脖子”底层原理难题。这是应用技术研发无法实现的竞争优势。
第二，持续催生颠覆性产业变革。基础研究能够搭建“微观理论—核心装备—民生应用”的完整链条，牢牢守住自主安全底线。在核物理领域，早年放射性等现象的发现，如今已融入多个产业。当前，全社会算力需求激增、人民群众生命健康需求升级，核科学迎来新的发展窗口：先进裂变能技术以及未来有望实现的可控核聚变将为新型电力系统提供稳定绿色能源支撑；同位素技术、加速器治疗设备成为癌症临床治疗关键手段，从而在能源安全与健康中国两大战略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核物理衍生的精密探测、计算算法，已广泛应用于高端制造、金融数据分析等赛道。
第三，夯实区域创新人才底座。外界常有认知误区，认为基础学科人才就业面狭窄，实际恰恰相反，基础研究能够培育适配全产业链的复合型创新人才。比如，我们培养的核物理专业毕业生，一部分进入医院担任物理师，一部分投身核能、高端装备产业，还有不少进入算力、精密仪器相关企业。长期基础科研训练塑造的逻辑推演、精密实验操作、跨学科分析能力，是各类产业升级最稀缺的人才素养。
为文化高质量发展赋形赋能赋力
记者：当前，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赋能文化领域，为文化的繁荣发展开辟前所未有的空间。作为一名高分子科学家，您与古籍修复保护结缘多年。在您看来，科技在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上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杨玉良：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并不是简单的“1+1”，也不是文化从物理空间到数字空间的“简单复刻”，而是一场重构文化形态、生产方式与传播范式的深刻变革。技术不仅改变了文化的存储和展示方式，更重塑了文化意义的生成机制与传播路径，促使传统文化在数字生态中实现价值跃升。具体而言，科技以其先进性、创新性、驱动性为文化高质量发展赋形、赋能、赋力。
首先，科技为文化高质量发展赋形。文化本身是一种无形的存在，必须通过有形的载体加以呈现。早期，人们把文字刻在甲骨、陶器、青铜器上，当造纸术发明后，文字得以呈现在纸张上。随着人工智能、虚拟技术、3D打印技术等的发展，文化获得了更多新的“容器”，更容易被人们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一方面，数智技术能够创造出既富有文化底蕴，又具有先进性的文化成果；另一方面，人们可以在其中获得身临其境的文化体验，交互性和自主性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其次，科技为文化高质量发展赋能。新时代文化繁荣离不开两件事：传承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和精神符号。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常面临传承人老龄化、存续环境受到时代冲击等挑战。科技创新是让璀璨的文化瑰宝流传下去的重要手段。2014年，我牵头成立了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让古籍保护从单纯依赖非遗的手艺传承转向了与科技深度“拥抱”。我们利用数字化，收集了从元代到民国时期一千多个版本的《诗经》，共55万页，并对破损处进行了重新调查记录。我们还整合了高分子科学系、化学系、生命科学学院等院系的学术力量，通过科研力量，成功“复活”了失传百年的开化纸，保存寿命可达千年以上。
科技为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拓宽了道路，还为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引擎”、插上了“翅膀”。在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中，新的文化表达形式和内容创作方式正在不断涌现。比如，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艺术家们或许会被激发出更多的灵感，进行音乐、绘画等创作，让文化产品更加丰富多元。同时，科技重建了文化传播格局，打破了时空壁垒。互联网、卫星技术等编织了一张覆盖全球的即时信息网络，使世界各民族文化实现了跨文明的自由流动、交流互鉴。
再有，科技为文化高质量发展赋力。从本质上看，文化是一种软实力，一种精神上的生产力。当科技深度参与到文化产品的生产中，不仅打破了传统与现代的“次元壁”，使文化产品紧扣时代脉搏、洞悉大众喜好，更具创新力、吸引力，也极大地提高了文化产业的科技含量，有利于文化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从而塑造文化产业发展新动能，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共同繁荣，让精神上的软实力转变为经济上的硬实力。
当然，科技发展离不开文化文明的滋养和引导。人类历史上，科技和人才总是向发展势头好、文明程度高、创新更活跃的地方集聚。在我看来，文化要蕴含科学思维、丰富的知识体系和深刻的智慧，从价值取向、思维能力、审美情趣等方面指引科技的发展。科技本身是一把双刃剑，但当它植根于文化的土壤之中，就不再只是冰冷的工具，而升华为兼具人文温度和精神共鸣的载体。在优秀文化这片丰厚且温润的土壤中，科技能够从中汲取丰富的内容资源，挖掘群众的海量需求，探索广阔的应用场景，把“富矿”转化为推动科技创新的灵感和“燃料”。
从“简单相加”迈向“深度相融”
记者：浙江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提出，要深入推进“文化+科技”“文化+旅游”“文化+民生”，积极探索人工智能赋能文化发展的路径。您对此有哪些建议？
杨玉良：作为文化大省，浙江拥有“万年上山、五千年良渚、千年宋韵”的厚重历史，古迹遗存、文献典籍等文化资源更是灿若星辰。同时，浙江还是数字经济大省，人工智能发展势头强劲，目前已经拥有了DeepSeek与千问两个全球领先的开源基础大模型。可以说，在推进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上，浙江有条件，更有优势。在我看来，浙江未来既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也要警惕把“文化+科技”变成简单的“技术嫁接”。应探索推动科技从工具、形态到生态全方位重塑文化，让“文化+科技”从“简单相加”迈向“深度相融”。对此，我有以下三方面建议：
第一，进一步解放思想，营造鼓励创新、允许试错、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和社会氛围。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不仅涉及技术层面的迭代，更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传播机制、消费模式乃至创新文化的系统性变革。我们要敢于打破常规，勇于探索未知领域。同时，加强顶层设计，制定和设计更多开放包容的规则和制度，让全社会成员敢于突破职业、年龄、地域、教育程度等限制，破除思想上的限制，主动、积极地参与到文化创新创造中。
第二，不断深耕人工智能等领域，加强文化领域核心技术攻关。文化是灵魂，科技是手段。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手段是否先进，直接关系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成效。一方面，继续集中力量在先进视听技术、沉浸式体验技术、大数据、区块链等关键领域实现突破，摆脱高端技术依赖；另一方面，积极将相关技术应用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保护和创新性展示上，让古老文明焕发新生机。
第三，突出文化引领作用，塑造科技创新的人文精神。文化和科技融合，不仅要以科技促文化，也要以文化铸科技，充分发挥优秀文化在引领科技创新方向、规范科技应用行为方面的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观念，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我们要鼓励科技工作者从中汲取智慧和灵感，在科技创新中融入中华美学理念和人文关怀，丰富、提升科技创新成果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另外，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研发和应用中，要同步开展伦理研究和价值引导，倡导科技向善、创新理念，防止在科技发展过程中人文价值迷失。
来源：浙江日报、浙江省科协
责编：叶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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