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7月22号，孔祥熙在纽约觉得身体不对劲，家里人赶紧把他送医院。医生能用的先进手段都用了，可钱再多也买不回命，住了不到一个月，人就没了，88岁。
他死的时候眼睛没完全闭上。是惦记着那笔巨额遗产，还是放心不下几个子女，又或者是遗憾没能落叶归根？没人知道。
孔祥熙晚年住在长岛洛卡斯特谷菲克斯巷的一栋新房子里，一边治病一边休养，整天唉声叹气。钱还是多得用不完，可心里空落落的。
几个子女没一个让他省心：大女儿孔令仪早先嫁了个穷小子，离了以后又跟有妇之夫黄雄盛搅在一起，后来定居美国，一辈子没生孩子；大儿子孔令侃先看上舅舅宋子文的妻妹，后来又非要娶好友的老婆白兰花——
比他大十几岁，还是个风尘女子，婚后也没孩子；小女儿孔令伟更绝，几段婚恋都黄了之后，干脆只喜欢同性，同样没留下后代。
子女一大堆，到第三代就剩一根独苗——二儿子孔令杰生的孔德基。孔祥熙常在那儿唉声叹气：“咱是孔子的第七十五代孙，好好的，怎么眼看着就要断了呢？”
在这之前，他还试过两回给自己“翻翻身”。1959年，他到奥柏林大学参加奥柏林山西纪念协会五周年的活动，在学校设了个奖学金。
那天他正慈眉善目地自我感觉良好，一个记者突然蹦出来问：“传闻说您在美国有五亿元以上美金，这是真的吗？您怎么看？”孔祥熙眼泪差点当场掉下来，一边摇头一边装糊涂，又噙着泪把以前“哭穷”那套话重复了一遍。
1962年，82岁的他实在不想再流亡了，决定回台湾度过残年。结果台湾当局根本不拿他当回事，给了个“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评议委员”的虚职就不理他了。
人越老越敏感，他觉得自己受了冷落，在台湾住了三年零四个月，借口赴美治病走了，走的时候满眼落寞。
晚年最让他头疼的是名声。二战结束后，蒋介石政府一天不如一天，华盛顿那边流行起“回顾往事”，孔祥熙那些旧丑闻被翻来覆去地讲，有人还编成歌儿唱，没多久就传遍了华盛顿，“孔祥熙”三个字成了笑话。
美国银行界有人说宋家和孔家在曼哈顿存了20亿美元；联邦调查局查出来宋霭龄在一家银行有8000万美元存款，孔祥熙很大一部分在美流动资产存在他纽约的中国银行里——那银行是孔家自己控制的，调查人员根本插不进手。
查着查着，他在另外几家银行的几笔巨款也被发现了。西海岸的调查人员还发现，孔宋家族的人想把大量黄金从中国空运到洛杉矶郊区范奈斯一个偏僻的私人机场。为了摸清他到底有多少钱，调查人员甚至想去监控孔家一处住宅，结果距离太远，监视等于没搞。
美国调查局这么一折腾，孔祥熙慌了：做贼心虚，不敢直接跟美国当局交涉；寄人篱下，又只能忍气吞声。媒体变着法儿嘲讽他贪腐，记者追着用尖刻话质问，那段日子他算是知道了什么叫“度日如年”“束手无策”。
后来他绞尽脑汁，在一个老朋友帮助下想了个点子：请美国财政部公布在美财产数目。他当然明白“公布”里头有文章。
一通操作之后，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公布了一份类似“证明”的材料，大意是：全部华侨连同中国各银行在内存在美国银行的存款，总共也不过5000万美金，最大的存户也就10万美金，而且这些存户大部分是久居美国做生意的华侨。
材料一出来，孔祥熙对着记者“哭穷”：“我家祖辈父辈，历来经营票号、商号，家产总算是富有的，不过这几十年通货膨胀、战乱频繁，祖产大部分都损失了。本人投资内各工商事业的资本，这次大陆沦陷也整个荡然无存。
民国以来的内战和沦陷，孔家损失惨重，目下生活所需，不过是剩下的一点积蓄而已。”这一手玩得真绝，打那以后，谁想知道他到底有多少财产都难如登天。骂声是少了，可名声还是没好起来。
下台以后，孔祥熙就开始张罗流亡美国的事。1946年下半年一切安置妥当，宋霭龄也回了国。两口子对上海做了最后一次短暂访问，清理财产，能带走的东西尽量往香港和国外转。1947年，两人百忙之中回了趟山西太谷老家。
68岁的孔祥熙落了泪——人都说落叶归根，自己却老了老了被迫流亡。等一切就绪、宋霭龄先去了美国，1947年秋天，孔祥熙以“忽接家人自美来电，谓夫人染患恶病，情况严重”为由，匆匆忙忙离开上海飞往美国。
到了美国，先在一个叫里弗代尔的地方落脚过渡，后来搬到纽约长岛一栋新房子里，还花了160多万美元在纽约郊区买了栋豪宅。一开始他除了陪宋霭龄治病，还隔天去纽约照看他的中国银行。名义上是“流亡”，实际上日子过得挺享受，靠的当然是钱。
他在美国还是晚睡晚起，吃上照样讲究：每天早上起来一碗蛋白燕窝汤，配着各式高级点心换着吃；中餐跟家人一起吃，桌上最少六菜两汤，生熟冷热俱全；下午三点一碗乳汁莲子汤；晚上还经常吃人参鸡汤和其他营养品。
唯一的遗憾是吃不到最爱的无锡大米、山西拉面、山西煎饼了。人越老越馋那口“老味道”，他经常吃着吃着就轻轻叹口气。他喜欢泡温泉，到美国后洗澡还是每周两三次，可泡温泉就难了——住的地方附近找不到好温泉。
不过买洗澡香粉倒是比在国内方便。他爱抽洋烟，在国内总藏着抽，一到外头就标榜自己多爱国产烟，还动不动骂抽洋烟的部下；到美国后不用再顾忌了，这点他挺满意。
这条流亡路可不是临时起意。抗战后期国民党高层矛盾越来越厉害，孔祥熙慢慢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
1943年，蒋介石怀疑孔祥熙参与“政变”，疑心更重，孔祥熙的日子就越发难过，开始给自己铺后路。1944年6月，宋霭龄带着儿子孔令杰夫妇和宋美龄，以“修养”的名义离开中国去了巴西。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借机转移资金。
宋霭龄一到巴西就跟巴西铁腕人物热图利奥等人周旋，把钱转来转去，还在工业城市圣保罗买了些产业，把孔祥熙和她的一些财产分散到南美各地——这样以后查起来就是“死无对证”。
后来史料证明，这趟巴西之行之后，加拉加斯、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圣保罗等银行都出现了他们的巨额存款，财产涉及石油、采矿、航运和其他运输业的大额股票，面儿铺得不是一般地广。
孔祥熙嗅觉是真灵。宋霭龄刚把这些办完，他鲸吞美金公债的全部资料就被爱国人士搜集起来，交给了国民参政院，还写出了提案。
孔祥熙得知消息脑门直冒汗，汗还没干，监察院长于右任又提出了对他的弹劾案。几番操作下来，蒋介石叹了口气说：“这事很糟糕，庸之只好辞职，所吞美券只好分期吐出，一列入提案，对友邦将造成极坏影响，对我们抗战将不予继续支持……”
话说得很明白：让他辞职，但这事不能公开，一公开美英这些友邦就会觉得国民政府贪污舞弊，抗战援助就可能不给继续了。
这事最后到底怎么收的场，没人知道，孔祥熙到底吐出来多少赃款也没人清楚。但经这一回，孔祥熙彻底明白了：自己在政坛上再也混不下去了。1945年“辞去”行政院副院长之后，他又“辞去”了中央银行总裁、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等职。
把时间倒回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当天，正在香港的《大公报》重要负责人胡政紧急向国民政府求救。
蒋介石一向看重媒体，也明白胡政要是落到日本人手里，舆论上会更被动，第一时间就电告香港当局：务必派飞机把胡政送回来。
12月9号，《大公报》派人到重庆珊瑚坝机场等着接人，结果香港飞来的最后一班飞机降落后，胡政还是没出现。一查，最后一架飞机上装的是箱笼、老妈子和几只洋狗，来接运的是穿着男式西装的孔二小姐。
《大公报》的人气坏了。十三天后，报纸发了一篇社评《拥护修明政治案》，话很尖锐：“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肃官箴，做官邪。
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事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就这么一篇不长的社评，把孔家的丑闻捅了出来。
蒋介石大为光火，社会各界议论纷纷。当时在西南联大教书的历史学者胡晗在课堂上大声骂：“南宋亡国时有蟋蟀宰相，今天有飞狗院长（孔祥熙），可以媲美。”
后来蒋介石指示下，《大公报》主动出来说“事件系谣言，洋狗并非孔二小姐所有”，可老百姓根本不信。从“洋狗事件”开始，孔祥熙的政治地位就摇摇欲坠了，一向高调的孔二小姐也从那以后过起了近乎隐居的日子。
一架本该接人的飞机装上了洋狗，一篇社评捅破了丑闻，然后是信任没了、后路铺了、弹劾来了、官辞了、人走了——孔祥熙的倒台不是哪一件事造成的，是舆论丑闻、政治猜忌和贪腐指控一层层叠起来的。
他在美国钱多得流油却心里发空，子女凋零、子嗣稀薄，就是这条路的尽头。权力能转走，金钱能搬走，唯独名声和归属，丢了就再也捡不回来。他死时没合上的那双眼睛，大概就是这条因果链最后的一个注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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