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党史上，有六位极具代表性的留苏革命家，他们同为喝过苏联“洋墨水”的早期核心干部，或是见证或是亲历了红军长征、遵义会议等关键历史节点，却因选择与际遇不同，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人生结局，读懂他们跌宕的一生，这对观赏热播的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很有帮助。
首先是李立三、王明，两人全程缺席了长征。李立三是功勋卓著的工人运动先驱，1899年生于湖南，曾领导安源大罢工、参与南昌起义，为早期工人运动立下大功。1930年，他推行“立三路线”，秉持城市中心暴动的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失。
错误被纠正后，李立三被派往苏联，一待就是15年，期间遭受肃反运动，被诬陷入狱。1946年回国后，李立三深耕工会建设，主持制定新中国的首部《工会法》，可惜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含冤离世，1980年被中央彻底平反。
王明是党内教条主义的典型代表，1925年留学苏联，背靠共产国际支持，1931年一跃成为中央核心领导。王明长期推行左倾教条主义，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撤出苏区根据地。长征抗战初期，他再次提出右倾错误主张，扰乱党内统一战线。1956年，他以治病为由远赴苏联，再也没有回国，期间曾发文歪曲中国革命历史，1974年客死莫斯科，终生未归。
接下来是长征失利的核心责任人——博古、李德，二人是临时中央“三人团”的核心，主导了长征前的错误指挥。博古原名秦邦宪，年少有为，24岁就成为临时中央总负责人，他理论功底扎实，却毫无实战军事经验。1933年入驻苏区后，博古全权放权给外国顾问李德，照搬苏联战术，摒弃红军擅长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用“堡垒对堡垒”的死板打法硬拼强敌，直接造成红军惨重伤亡。
1935年的遵义会议终结了二人的军事指挥权，博古此后幡然醒悟，顾全大局，在“鸡鸣三省”之地主动交权，转而全力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他后续深耕新闻宣传和马列原著的翻译，为党的舆论建设贡献巨大。1946年，博古在返回延安途中遭遇空难，壮烈牺牲，被追认为“四八烈士”。
德国人李德本是共产国际的普通联络员，并非专业军事顾问，却被博古捧为苏区最高军事指挥，他脱离中国革命实际，军事指挥上纸上谈兵，让红军在广昌保卫战、湘江战役中损失惨重，八万六千红军锐减至三万余人。
李德在遵义会议之后服从组织安排，他是唯一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外国人。1939年返回苏联，后定居东德，晚年撰写的回忆录刻意歪曲历史，不被史学界认可，1974年病逝于德国。
最后是两位遵义会议的大功臣——张闻天和王稼祥，二人力挽狂澜，却晚年坎坷、蒙冤受屈。张闻天留苏出身，学识渊博，遵义会议后接替博古主持中央工作，他坚定拥护正确的革命路线，为挽救党和红军起到了关键作用。
张闻天建国后投身外交领域，正直敢言，在959年庐山会议上，直面指出经济建设和党内民主的问题，并仗义支持彭德怀，被错误地划为右倾，遭受长期打压。文革期间饱受迫害，在逆境中仍潜心撰写文稿、总结经验，1976年病逝，1979年彻底平反。
王稼祥也是功勋卓著的留苏元老，1933年身负重伤，在生死攸关的遵义会议上，他带伤投出支持毛泽东的关键一票，成了扭转革命局势的关键人物。王稼祥在建国后担任新中国首任驻苏大使，出任中联部部长。1962年，基于国情提出对外援助“量力而行”的务实主张，却被批判为“三和一少”，遭到撤职。文革中遭受污蔑迫害，1974年含恨病逝，1979年得以平反昭雪。
回望长征前后六位早期的革命者，有的功过相抵、知错能改，有的固执教条、贻误大局，有的直言敢谏、历经磨难。他们迥异的命运，恰恰印证了：脱离国情的教条主义终将失败，实事求是，贴合实际、坚守初心，才是革命与建设时代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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