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老江的酒，是从二十多岁喝起来的。那阵子他做个体户，南来北往跑买卖，酒桌上躲不开，也就顺势喝上了。后来买卖不像早先那么跑，人闲下来，酒反倒喝得瓷实：早晨睁眼先喝一顿，中午一顿，晚上一顿，半夜躺下之前还得补一顿，一天四顿，一顿不落，几十年就这么过来的。

量有多少，我在旁边看了几十年，心里早有底——一天一斤多打不住，赶上对心思的场合还不止。家里那种大玻璃瓶，隔几天就得空一个，我闭着眼都知道搁在哪儿。

我劝过。年轻时候劝，他就含糊应一声，说下顿少喝点，下顿照旧；后来年纪大了，我再劝，还是那个应法，转身酒瓶照旧拿。我把酒往柜子顶上藏过，他踮踮脚照样够得着；我说破了嘴，他就笑，也不恼，也不改。

日子长了我认了这个账：嘴长在他身上，酒进的是他的肚子，我这个当老伴的，真管不了。

我们老家那边也兴这个。冬天猫冬，地里没活，老哥们儿凑到一块儿就是吃喝，你不端杯反倒显得生分。这话我能懂，可懂归懂，他的岁数一年一年往上走，我的劝一句没少说，他的酒一顿没少喝。

到后来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我当得了一半，他那张嘴，我一半也当不了。谁能想到这个习惯后头跟着什么，那时候谁也不当真。

他五十五岁那年，突然间就得了脑血管突发病症，事先一点准信都没有。他自己说，平时没觉出什么，说倒就倒了。命是从医院里救回来了，可这病不是平白来的：血糖偏高的慢性病是一层，这几十年高度的酒又是一层，两样搁在一块儿，谁都躲不开。

命保住了，半边身子却没跟着回来——一侧胳膊腿从此不听使唤，站不住，更走不了，落下了行动不便的后遗症。打那天起，他上哪儿都得有人跟着，我这个劝了半辈子酒的人，换了个身份，成了推着他、伺候他的人。

从那年起，我们家的日子就拴在了医院上。这十年，住完这家住那家，查完一轮又一轮，中间他又查出肠道部位的恶性病变，挨了一刀，手术做了，命又一回从秤上捡了回来。

那阵子他在床上躺着，我在床边守着，夜里盯着吊瓶，天亮了打盆热水给他擦脸。病是一层压一层，钱也是一年摞一年。花到哪儿了，我说不细——他有一回说两百万，后来又自己折回来说，这十年一百来万。反正是个过了百万的数，我记不清，也不想细算，算出来也是闹心。

早先我们不懂报销，上上海看病，钱就一趟一趟从家里往外流，流得我心慌。后来才学明白，外地看病能办异地报备，办好回来能报百分之七八十，这病才续得上。

光靠报销也不够，亲朋好友帮呗——有搭钱的，有帮着跑腿办事的，医院里抬上抬下也有人搭把手。这些情分我们都记在心里。要不是有这些，这十年能不能撑到今天，我不敢想。

今年他六十五，我又陪他来医院复诊。还是老流程：头天夜里把病历本、医保卡、先前拍的片子归置到一个布包里，早上喂过饭，把他从床上挪到轮椅上，一路推到挂号窗口。

候诊的时候他坐着打盹，脸黄，脖子也黄，蜡黄蜡黄的，我坐在边上看着，心里照旧没底。轮到我们，推进诊室，大夫看了看，说还是那些老底子的事，给加了一样药，让回去休养，过些日子再来。

出了诊室，走廊里有个举着手机的小伙子凑过来，说想跟大爷聊几句。老江点点头，我站在轮椅边上听着。小伙子先问高寿，他说六十五；听口音问是不是东北人，他说是；问退休前做什么的，他说：“个体。”问一句答一句，一个字不带多的。

小伙子指着他那脸问，大爷，您这脸色怎么这么黄？老江自己接的话：“这不上医院来看嘛，主要就是喝酒喝的。”问他喝得凶不凶，他说：“一斤半左右呗。”

问多大岁数开始的，他说：“二十多岁。”小伙子掰手指一算，说那都四十多年了。问五十五岁那会儿有什么症状，他说没觉出啥，突然间就脑血管出问题了，血糖偏高引起的，后来又得了肠道部位的病变，做了手术。

他答这些的时候，语气平平的，跟说别人家的事一样，听不出悔，也听不出委屈，就这么一句是一句。

问到花费，小伙子把话头转向我，说这病治了这么久，家里花的钱可不少。我说，这十年下来，百来万总是有的。他问，报吗？我说早先不知道报，钱花得冤；后来学明白能办异地报备，回来能报百分之七八十，不够的地方，亲朋好友帮呗，就这么过来的。

他说上海的医疗条件还是好。我说是好，就是远，来回折腾人。这不是诉苦，是实情：这病拖了十年，又是开刀又是长年吃药，光靠我们老两口，早撑不下来了。

小伙子看老江治了这么些年，话里话外觉得这病该见好了，问他：等这段治好了，这腿是不是就能走了？我把话直接接过来：“不，也走不了。他这是脑血管突发问题落下的后遗症，半边身子是拉着的，往后就得靠人推着走了。”

小伙子愣了一下，哦了一声，没再往好处接。老江在边上听着，没吭声，一只手在轮椅扶手上慢慢摩挲。这事瞒不了人，也不用瞒：药是能加，人是能养，可那条腿，治到哪一年也回不来了。

他又问我，大爷当初喝酒，您劝过没有？我说：“劝过，管不了。”就三个字。当年是真管不了，藏也藏不住，劝也劝不听；如今我也认了，既不替他描补，也不跟外人倒苦水。

小伙子又绕回钱上，问这负担重不重。我说：“重也没办法啊，能说不给他看病吗？钱不够了亲友帮，能报的咱就办报备，人还在病着，咱就接着看。”

小伙子临了说，这事对大伙儿也算个提醒，酒千万得少喝。我说：“对，得适量。”他又问大爷当初是怎么个喝法，我说，他早晨起来就喝，早晨、中午、晚上、半夜，一天四顿，一天至少一斤多。

我们老家那边冬天没啥事，凑到一块儿就是吃喝，喝起来谁也不当回事。往后呢？我说，这不又给加药了嘛，让他回去养着，隔段时间再来瞅瞅。

要说这些年心里一点疙瘩没有，那是假话——几十年的酒，一百多万的账，半边不听使唤的身子，哪一样提起来都沉。可他这会儿就坐在我跟前，气还在喘，眼睛还认得我，还问我晌午饭想吃啥。

聊完了，小伙子道了谢走了，我去窗口把加的那样药领了，单子对了一遍，装进早上那个布包里。走廊挺长，我推着老江往外走，轱辘在地上一下一下地响。

他这半边身子还是老样子，今天好不了，明年也好不了；花出去的那一百多万，也回不来了。可这一趟看病能有的结果，也就是这样了：药加了，人还在，剩下的就是回家接着养。

出了大门，我把布包挂在轮椅扶手上，慢慢往车站挪。回去该做饭做饭，该吃药吃药，该复查复查，日子照旧往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