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阳铁厂的厂区里，最先堆起来的不是畅销钢轨，而是一批弯折就断的钢材。
铁路钢轨要过关，含磷须压到约百分之零点零八；这批成品却冲到约百分之零点二五。
钢脆、难用，铺不了路，也撑不起器械，重金炼出的东西只能在厂里闲置。
湖广总督张之洞倾力办起这座志在填补中国本土钢铁空白的大厂，设备已经立住，却先交出废品。
废钢从哪来，得先看清入炉的大冶矿，与炉型本身是否同路。
厂房落成、机器调试完毕、正式开炉之后，问题才露到明处。
铁厂后续取用的是大冶铁矿。
这处矿料含磷极高，偏偏对上了酸性转炉最忌讳的那一类原料。
近代炼钢里，酸式与碱式两套路数各管各的矿，酸性炉吃低磷矿，去不掉矿里的磷；碱式炉才能脱磷，才配得上高磷铁矿。
炉型不同，造价不同，适配的矿也不同，彼此换不了。
大冶的高磷矿进了酸性炉，磷留在钢里下不来。
成品含磷远高于轨钢通行标准，韧性差，受力一紧就断。
本想用来修铁路、造器械的国产钢，派不上这两项正经用途，一批批积在厂区。
银子已经花进冶炼里，换回来的却是堆着动不了的废料。
有人容易先怪机器不够新、人手不够勤。
真正把初期生产拖垮的，是矿与炉从一开始就对不上，炉按低磷路数做成，矿却走高磷一途，脱磷做不到，合格钢也就出不来。
中国要自办钢铁，第一步就撞上这道硬墙——不是停在口头的志向，而是炉前实实在在炼废的钢。
错配既已摆在厂区，下一问就绕不开，这样的酸性大炉，当初是怎么被订下来、又怎么运进汉阳的？
线索要从驻英购机那一头往回理。
光绪十六年前后，兴办实业、开矿炼铁的风潮正盛。
张之洞以湖广总督之位，要办一座现代化的钢铁大厂，把中国自己的钢铁工业从无到有撑起来。
筹办阶段，他委托驻英公使薛福成，在英国定制全套炼铁核心设备。
英方梯赛特工厂的技师按工业常理办事，矿石成分定炉型，先弄清中国本地矿、煤什么样，再决定买哪种炉，免得设备和原料拧着劲，银子打了水漂。
英商郑重提出，要把中国的铁矿石、煤炭样品寄到英国化验，按化验结果配炉。
薛福成不懂炼钢技艺，只能把这层意思电到武昌，请总督定夺。
张之洞回电驳回了“先验矿”的步骤。
寄样化验这一环，就这样被一纸回电砍掉。
英方只得按英国本土低磷矿的冶炼标准，给中方做成两台大型酸性贝塞麦转炉。
设备耗资不菲，远渡重洋运回，在汉阳安装就绪。
成交前该做的适配，没有做；炉的脾性，却已经按别国矿情定死。
等大冶高磷矿后来入炉，第一节里那种磷超标、钢脆断的局面，不过是这道决策在生产线上的兑现。
炉型既已按错路下单，厂子还要落在何处，才能把煤铁源源不断送进炉膛。
选址这一笔，同样把大额官银继续推进地面。
近代重工业选址，离不开近矿或近煤，为的是把原料运费压住，让生产续得上。
李鸿章主张把厂往煤炭产地靠；盛宣怀主张依托大冶铁矿，就近开采、就近冶炼；受聘的外国技师贺伯生多次书面劝告，不要把厂安在低洼地带。
这些路数，张之洞都没有采纳。
厂址最终定在汉阳大别山下、靠近龟山一带。
这里离大冶矿区远，离萍乡煤产地更远，铁矿与煤炭都要靠长途水运、陆运进厂，运输开支常年居高。
选在此处，图的是毗邻武昌官署，总督可以过江巡查、就近督察。
地势却低洼，积水重，土质软，扛不住重型厂房。
施工只得大规模填土、筑堤、加固地基、梳理水系。
仅这一项基础工程，就耗去白银百余万两，约占铁厂初期总投资近五分之一。
厂成之后，长江汛期一来，厂区周围仍易积水，机器受潮锈蚀，损耗与维修费用跟着年年往上走。
百万量级的银子，先有一大截埋进了洼地里的土方。
财政账本把代价写得更死。
截至一八九五年，铁厂累计投资超过五百八十八万两白银；投产两年里，日常运营开支高达约一百六十万两，产品销售额却只有约二点四八万两，进项连开支的百分之二都不到。
清廷户部核查后写下断语，经营数年，耗费已多，未见明效。
亚洲志向极大的这座铁厂，在账面上成了入不敷出的沉重负担。
局面并未停在亏空上。
盛宣怀接手整顿后，淘汰不适配的酸性旧炉，换上更能匹配矿情的马丁平炉，重新梳理煤铁资源与运输安排，追加投入、耗费数年，终于炼出合格钢材。
汉阳铁厂从废钢与巨亏里被拉回正轨，成为近代中国钢铁工业立得住的根基。
中国自办钢铁，从第一炉的错配与百万级试错走来，也在换炉出钢之后，真正把可用之钢炼进了自己的工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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