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是我自己养的，我在自己家里杀，哪里犯法了

我们村的老宋，大名叫宋怀安，六十出头，人跟名字一样，一辈子图个怀安，安安稳稳的。可去年腊月，他这辈子最不安生的一桩事，就从两头猪身上来了。

那天冷，院子里支起大锅烧水，白气腾腾的。老宋喊了两个老伙计帮忙，一个揪耳朵一个按腿，刀子下去，猪叫了几声就没动静了。褪毛，开膛，分肉，折腾大半天。帮忙的一人拎走十几斤当谢礼，剩下的自家留一半，另一半老宋拿三轮车驮到镇上卖了。他想着快过年了，换俩钱给两个孙子发压岁钱。

就这一趟，出事了。

第二天农业局的人上门，说是有人举报。问了句“杀了自己吃还是往外卖”，老宋实打实回了一句：一半自己吃，一半卖了。话音刚落，单子开出来了，四万。老宋说当时脑子嗡的一下，腿都软了。“我这两头猪卖了也换不来四千块啊。”

村里人去看他，他还在院里干活，见人来了愣了一下，说，坐嘛。后来他跟我爹蹲在门槛上抽烟，抽到一半闷声说了一句：“猪是我自个儿一勺一勺喂大的。”喂了快一年，潲水拌玉米面，菜地拔的老叶子剁碎了掺进去，一天两顿，刮风下雨没断过。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抬头，烟灰掉在鞋面上也没管。

老宋不服。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农民，把农业局告上了法庭。开庭那天他站在那儿，翻来覆去就一句话：“猪是我自己养的，我在自己家里杀自己的猪，我哪里犯法了？”

法院判了。新闻上写得清楚，老宋违反了《生猪屠宰管理条例》。条例第二条写得明明白白：农村地区个人自宰自食的，不实行定点屠宰。可一旦要拿去卖，哪怕就剩那一半，也得送去定点屠宰、检疫。人家罚得有凭有据。

我叔听说了这事，蹲在院子里半天没说话。末了他问我：“那老宋的猪，有病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没病你罚他四万？”我说这不是有病没病的事，是没去定点杀。他把烟摁灭在砖头上，说：“那还不是有病没病的事。算了算了，这世道我也看不懂。”

其实我也糊涂。前些年闹过猪瘟，病死猪流进市场的事出过，定点屠宰、集中检疫，这个理我懂。可另一头，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在自己院子里，杀两头自己喂大的猪，想给孙子换俩压岁钱，罚四万。这两件事搁在一块儿，怎么想怎么别扭。

后来我翻书，看到一句话，是孟德斯鸠说的：“在民法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人就是整个国家。”我没啥学问，但我觉得，法律要是慈母，她看见老宋蹲在门槛上抽烟那个样子，总该问一句“你知不知道卖肉得检疫”，而不是上来就开单子。老宋不是坏人。村里谁家红白喜事缺人手，喊他一声他就到，从不讲价。他缺的不是良心，是有人提前跟他说一声规矩变了。

再后来我看到浙江那边有个差不多的案子，一个农民卖了七百块钱的猪肉被罚五万，司法局给提供了法律援助，最后减到了五千。我把这事讲给老宋听，他听完也没高兴，就说了一句：“那还是罚了啊。”

是啊，还是罚了。

老宋最后交了钱，四万，东拼西凑的。今年他没养猪。猪圈空着，草长出来了，他也没管。我过年回去，看见他蹲在门口晒太阳，我喊了声宋叔。他抬头笑了笑，说：“今年没猪杀，省心了。”

我听着“省心”这俩字，心里不是滋味。

后来我想明白了，老宋这事，不是一句“法盲”能打发过去的。我们这代人，或者我们上一代人，脑子里压根就没有“杀猪要报备”这根弦。自古以来，杀年猪、分猪肉，就是村里天经地义的事。法律跑得快，可人的日子是慢慢过的。你不能今天立个规矩，明天就拿四万块钱的罚单去敲一个六十岁老头的门。

有句话我特别想替老宋说，也替所有跟他一样的老农民说：我们不是不讲理的人，我们只是不知道这个理什么时候变的。你提前说一声，我们听。你拿鞭子抽，我们怕，但心里不服。

结尾没啥多说的。老宋的猪圈还空着。等哪天村里的大喇叭喊一声“卖猪要去定点屠宰场，检疫是免费的”，他就听懂了。他耳朵不背，就是得有人好好跟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