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天两次供奉,“首相送礼、部下进门”成固定套路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又在靖国神社问题上踩线。
据新华社报道,10月17日靖国神社开始举行为期三天的秋季大祭,高市当天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供奉名为“真榊”的祭品;两天后的10月19日,她又供奉了“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
这已是她今年以来第4次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或祭祀费,频率之高在历任首相中也不多见。
首相本人没迈过那道门槛,阁僚和议员却替她登了门。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城内实、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小林鹰之10月17日上午直接前往参拜;厚生劳动大臣上野贤一郎,以及众议院议长森英介、参议院议长关口昌一等多名政要也供奉了祭品。“首相送礼、部下进门”,正成为高市内阁的固定套路。
中方反应迅速而严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10月17日晚表示强烈谴责,指其无论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为战犯翻案、掩盖罪责、歪曲历史、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企图。
10月18日夜,新华社发表题为《膜拜战犯,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的时评,定性这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韩国政府也再次表示“深切失望和遗憾”。
二、她拜的是谁?14名甲级战犯的“战犯神社”
要看懂周边国家为何愤怒,先弄清靖国神社供奉着谁。这座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的神社,供奉着约250万名所谓“英灵”,其中赫然包括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武藤章等14名二战甲级战犯。他们不是普通战死者,而是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依法定罪的战争罪犯。
今年恰逢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中、美、英、苏等11个同盟国在东京组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18次,出庭证人419名,受理证据4336件,判决书长达1200多页。28名被告中,除2人病死、1人因精神病中止审理外,其余25人全部被判有罪,其中东条英机等7人被处绞刑,于1948年12月23日执行。法庭以海量铁证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
把战争发动者、南京大屠杀主要责任人,与普通阵亡者混在一起当“英灵”膜拜,本质就是模糊侵略与被侵略、罪犯与受害者的界限。中国外交部一针见血: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
三、合祀黑幕被自家档案戳穿:当年心虚,如今顶礼
更有力的一击来自日本媒体自己。10月11日晚,日本广播协会播出特别节目《靖国神社秘录——空白的战后史》,首次公开神社长期保密的内部会议记录。经过两年交涉,神社方面首次开放“总代会”及干部会议的记录、录音,媒体走访相关人士200多人,还原了14名甲级战犯被合祀的全过程。
档案显示,1969年1月“总代会”曾全体一致同意当年10月合祀,但同年9月的记录又写明“现阶段暂时保持原样”,决定延期,时任宫司筑波藤麿明确表示“时期要慎重考虑”。直到筑波去世后的1978年9月,继任宫司松平永芳提出“合祀在宫司交替的这个时期较好”,经同意后才于当年10月秘密完成合祀。而日本厚生省与神社早在1969年就形成安排,却决定不对外公布,真相直到1979年才被外界知晓。
这份记录的价值在于,它用靖国神社自己的白纸黑字证明:当年的日本政府和神社比谁都清楚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才处心积虑、秘而不宣。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5日就此质问:“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从当年的“自觉心虚”到如今的“高调供奉”,反差越强烈,越说明一些日本政客拒绝反省、越走越远。
四、德国早已立法,日本为何连“不参拜”都做不到
同样是二战轴心国、同样背负侵略罪责,德国和日本的历史选择构成刺眼对照。
在德国,为纳粹翻案不是“个人信仰”,而是明确的犯罪。《德国刑法典》第130条规定,公开赞同、否认、淡化纳粹暴行,扰乱公共安宁、侵害受害者尊严的,最高可处5年监禁;使用纳粹万字符、行纳粹举手礼等都可能被追责。2017年,2名中国游客只在柏林国会大厦前行纳粹礼互相拍照,就被当场逮捕,各交500欧元保释金后才获释。立法之外是真诚忏悔:1970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自发下跪,这一“华沙之跪”成为德国反思的象征;1985年西德总统魏茨泽克更把战败日定义为德国人民的“解放之日”。
反观日本,一些政客至今把甲级战犯奉为“英灵”,把侵略包装成“为亚洲解放而战”,把东京审判贬低为“战胜国的单方面审判”。日本体育大学宪法学教授清水雅彦说得直白: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如同德国领导人去给希特勒扫墓。一个把战犯符号从法律到社会记忆彻底清除,一个却由在任首相反复向供奉战犯的神社献祭,高下立判。
五、供奉不是私事,它和修宪扩军深度绑定
有辩解称,高市本人毕竟没亲自参拜,供奉祭品不过是“个人信仰”“追悼亡灵”,何必上纲上线。这站不住脚。
从身份看,她用的是“内阁总理大臣”名义,代表日本国家最高行政权力,而非普通公民。从时机看,今年4次供奉,正叠加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架空“专守防卫”、整军扩武的进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指出,两者高度绑定:和平宪法第9条是束缚日本军事扩张的核心枷锁,要修宪、发展所谓“对敌基地打击能力”,首先要重塑国民历史认知;持续向靖国神社献祭,就是在消解战后反战共识、弱化和平宪法正当性,为“再军事化”做社会心理铺垫——对内巩固右翼基本盘,对外用“只供奉不参拜”的克制形式试探邻国底线、规避外交危机。
这并非过度联想。新华社时评点明,从膜拜战犯到修改教科书,再到借新技术搞数据“投毒”,右翼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目的是为摆脱战后体制、加速“再军事化”扫除障碍。环球时报社评更警告,日本政要已公开讨论引进核潜艇、允许美军携核武器入境,作为核政策基石的“无核三原则”不断松动。历史认知的滑坡最终会导向安全战略转向,这才最危险。
六、日本国内也有反对声:公道自在人心
需要客观说明,为战犯招魂的从来不是全体日本人民。今年5月,针对高市政府的修宪企图和扩军动向,大量日本民众两度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有明防灾公园举行护宪集会,手持“守护宪法第9条”“停止扩军”的标语抗议。山口大学名誉教授纐纈厚把靖国神社直接定义为“侵略神社”,认为政客参拜有重演侵略战争的危险;合祀档案播出后,不少日本网民也质疑:战争结束几十年,为何还要执着供奉战犯?
这些声音说明正确历史认知在日本社会并未断绝。把日本右翼政客的错误行径,与普通民众的朴素和平愿望区分开来,既有利于争取国际社会理解,也让斗争更有法理和道义支撑。正确认识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前提,是它同邻国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其能否恪守和平承诺的标尺。
七、正义不容交易,历史底线没有“模糊空间”
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一道,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法律基石。它开创性确立了破坏和平罪、反人类罪,认定个人必须为侵略罪行担责,判决书那句“没有什么比共谋侵略战争和实施侵略战争更严重的罪行”至今振聋发聩。判决的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历史正义也不容拿“信仰自由”“文化传统”做交易。
中方立场一贯而清晰:敦促日方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在靖国神社等问题上谨言慎行,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普通人而言,看清“供奉祭品”背后的政治算计,铭记东京审判用4000多件证据钉死的历史定论,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秩序,就是对历史正义最实在的捍卫。
80年前,正义曾对侵略作出庄严判决;80年后,任何为战犯翻案、为军国主义招魂的动作,都注定逃不过历史的再审判。
参考信息: 1.新华社《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献祭品》(记者李子越、梁晨,2026年10月) 2.新华时评《膜拜战犯,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2026年10月18日) 3.中国新闻网《日媒: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2026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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