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词送到案头,皇帝脸色变了

那天,宋徽宗刚刚退朝,回到书房,洗了手,内侍便把一叠新送来的书案文稿放在他面前。

徽宗翻开一看,其中有一首周邦彦刚写成的《少年游·感旧》。词不长,字句也不难懂,可皇帝看完之后,脸色立刻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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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里写的是这样一幅场景:并州出产的刀子亮得像水,吴地来的盐白得胜过雪,一双纤细的手指剥开刚上市的新橙;锦帐刚刚暖热,兽形香炉里的香气一直没有断,两个人相对坐着调弄筝弦;随后低声问一句,今晚你到哪里歇宿?城头上已经敲过三更,马走在霜重路滑的地方,不如就别走了,街上实在少见行人。

徽宗当然不是大宋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君主,可他在文艺上的名声极大。诗、画、词都拿得出手,尤其那手“瘦金体”,笔画像铁画银钩,自成一路,和乾隆那种玩票式的爱好完全不是一回事。

正因为懂行,他才更知道这首词的分量;也正因为懂行,他读完以后心里发紧。

词中写到的,不是别人家的一夜闲情,而正是他前一夜私下去见汴京名妓李师师时的情景。

那么,那一夜到底发生了什么?

二、橙子、香炉、筝声和三更天

词中“纤指破新橙”一句,说明两个人在吃橙子。用的还不是普通小刀,而是并州出产的利刃;橙子旁边还配了吴地来的细盐。

看来宋朝人已经懂得“想甜先来一点咸”的门道。更关键的是“新橙”二字:橙子产在南方,多来自福建、广东一带,运到开封并不容易,多半是地方进贡的时鲜。徽宗从宫中带出这样的果子去讨李师师欢心,倒也符合他的做派。

“锦帏初温”说得直白些,就是床帐里的被褥已经暖好了。新橙上市的时节,大约是十一月,天气虽冷,却未必冷到非先暖被窝不可。

可富贵人家讲究享受,皇帝更不会亏待自己。屋里还点着香,“兽香不断”,青烟细细,气味幽长。熏香既能压住污浊气味,也能让屋中气氛更柔和,顺带驱赶蚊虫,让男女相处时少些扫兴的干扰。

两个人坐在一起,一个弹筝,一个听曲,也可能低声唱和。月光照进来,夜已经很深。李师师劝徽宗:城上已打三更,夜里风冷霜重,路上不好走,不如留下算了。

徽宗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回宫。第二天要早朝,若在外留宿,精力难免不济;再说宋朝的御史们盯得紧,真被抓住把柄,麻烦不小。于是他谢绝了挽留,在随从护卫下悄悄离开。

如果徽宗走到半路忽然回头,他大概会看见一个让他说不出话的场面:李师师掀开床帷,白发苍苍的周邦彦从床底下爬出来,气喘吁吁地戴好帽子,扶正衣冠,长叹一声,闷煞老夫。

三、床底下的人,把一夜听成了词

事情的起因并不复杂。周邦彦事先向近侍打听过,听说徽宗这几天身子不舒服,估计不会去杏花楼,便放心来找李师师喝酒聊天。谁知皇帝不顾病体,还是来了。

周邦彦措手不及,只好往床底下一躲。幸亏徽宗那晚没有留宿;若皇帝真住下,这一夜就不知要尴尬到什么地步。

周邦彦在床下虽然看不见什么,耳朵却把上面的动静听了个清楚:吃橙子、燃香、调筝、低声说话、三更劝留,全进了他的耳朵。偏偏这位周老师还是个爱动笔的人,听也就罢了,回去竟写成一首词。于是,这首让徽宗又惊又怒的《少年游》便传了出来。

李师师身边并不只有徽宗一个客人。她和张先、晏几道、秦观等文坛人物都有往来。这些人彼此知道对方的存在,通常会识趣地错开时间,免得撞见后难堪。

可徽宗身份特殊,他一插进来,原来的默契就被打乱了。青楼方面再会周旋,也难免有来不及报信的时候。于是“邦彦床避”这样的场面便发生了。

由此又引出几个问题:一个拥有三宫六院的皇帝,为什么偏偏迷恋一个青楼女子?这种事并不体面,他又是怎样避开众人耳目的?到底是谁在替他打掩护?

四、李师师为什么能名动京城

在宋代,青楼女子的社会地位并不高。李师师能让那么多见过世面的文士念念不忘,靠的不只是脸。

晏几道曾写词形容她的姿容:远山一样的眉黛,细柳一样的腰肢,妆成之后立在春风里,一笑便值千金;从京城回去后,和别人说起青楼人物,看遍颍川的花,也觉得不如师师好。

晏几道不是没见过世面的浪荡子。他父亲晏殊有“神童”之名,十四岁入试,仕途顺遂,做过礼部、刑部、兵部三部尚书,也任过右谏议大夫、集贤殿学士、同平章事兼枢密使、观文殿大学士,位高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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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几道是晏殊最小的儿子,从小生活在相府,汴京的风月场面见过不少,娇美女子也见过不少,却仍对李师师如此推重。可见师师的美不是单薄的漂亮,而是带着神态、气韵和分寸。

张先对李师师也颇为倾倒。张先是浙江乌程人,北宋著名词人,做过安陆知县,人称“张安陆”。他的交游圈里有苏轼、欧阳修、梅尧臣这些人,都是北宋文坛最会玩的一批人。

张先写词婉约,和柳永齐名,因善用“影”字,被称为“张三影”,与“柳三变”并称。张先最大的爱好之一便是美女,传说他八十岁还娶了十几岁的小妾,苏轼写“一树梨花压海棠”取笑他。

此诗是否真出自苏轼、写的是否真是张先,后来有考证争议,但张先喜欢美女大致不假。

他听说李师师的名声,竟拄着拐杖去看她,回来后写下《玉团儿》,词中写她妆束清淡、风韵天然,彼此虽然初见,情分却像早已熟悉;炉烟淡淡,屏风曲折,睡半醒时香气透出肌肤,只觉得相逢太晚,若白白错过,这一生都不够。

周邦彦第一次见到李师师时,也写词赞叹。词里说她不靠浓妆,风韵自然异于俗流;彼此知名,虽为初见,情分先熟;炉烟淡淡,云屏曲折,睡半醒时生香透肉;幸亏相逢,若还虚过,生世不足。

秦观也对李师师仰慕不已。一个女子,容貌再出色,在北宋这样繁花遍地、美女如云的年代,也未必能让这么多看遍世间美景的文学大家纷纷动笔。李师师真正撩人的地方,除了容貌,还有才名。

五、从苦命孤女到汴京名妓

李师师原本不姓李,而姓王。她父亲是个小商人,家中谈不上大富大贵,却也不愁温饱。师师很小的时候母亲便去世了;四岁那年,父亲又因犯事入狱,后来死在狱中。她被李姥姥收养,便随了李姓。

师师小时候体弱多病,常常啼哭不止。父亲依照当时风俗,让她舍身佛寺。僧人替她主持仪式,用手摩她的头顶,她竟立刻止住哭声。父亲觉得这孩子与佛门有缘,便给她起名“师师”。“师”本是称呼佛门弟子的俗语,师师之名由此而来。

收养她的李姥姥出身青楼,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师师今后的路。李姥姥见她眉目如画,料想长大后必是美人,便十分宠爱,从小教她诗词书画、琴棋歌舞,把她往名角的方向培养。

师师聪明,领悟力高,到十五岁时容貌长成,不仅姿容出众,才艺也拔尖,尤其吟唱一道,在汴京极有名气,引得许多男子倾慕。

在晏几道、秦观、张先之外,周邦彦是李师师名动京城的关键人物。他的词婉约动人、绮丽多姿,青楼红牌若能唱到周老师写的词,往往更容易走红。

周邦彦给李师师写词,并非勉强应付,而是心甘情愿。周老师不光写词,还曾劝李师师设法自赎,嫁个可靠的人,为后半生打算。可一个重量级人物很快出现了,这就是宋徽宗赵佶。

六、皇帝化名走进杏花楼

赵佶是宋神宗第十一子、宋哲宗之弟,也就是《水浒传》里那位端王、道君皇帝。作为皇帝,他见过的美貌女子自然不少,为何偏偏要去杏花楼独宠李师师?这事还得从周邦彦那批老文青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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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邦彦等人既是徽宗的臣子,也是皇帝的文友。若单从艺术角度看,赵佶确实是少见的全才:书法上独创“瘦金体”,花鸟画自成“院体”,造诣很高。

文艺青年一旦做了皇帝,往往会用手中权力满足自己的审美需求。花石纲便是典型例子:从各地搜罗奇花异石,供他赏玩,结果给百姓带来沉重负担。

除了艺术,徽宗也喜好美色。他不断从各地征召女子入宫,退位后出宫的宫女竟有六千多人,其奢侈可见一斑。李师师在周邦彦等人的“硬推广”下,才艺之名传遍京城,终于勾起徽宗的好奇。于是他悄悄打扮成读书人,来到杏花楼,自称殿试秀才赵乙,见到了李师师。

一见之下,徽宗便被她吸引。词里形容她鬓发如鸦,鬟髻含青,秋水为神,玉为骨,芙蓉如面,柳如眉。

更让徽宗沉迷的是她的歌喉。从此,他频频私出宫禁,夜会李师师。说到底,宫中佳丽未必都比李师师差,真正让皇帝上头的,恐怕还有一种“偷情”的刺激:以帝王之尊走进青楼,那种感觉和寻常召幸完全不同。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后宫很快知道了徽宗的荒唐事。宫中女子众多,许多人多年未必能亲近皇帝一次,如今却杀出一个李师师,醋坛子自然打翻不少。

一次,韦妃忍不住问皇帝:李师师到底好在哪里,值得陛下如此?赵佶想了半天,看着杏花楼方向说:倒也没什么特别,可若你们穿上同样的衣服和她坐在一起,她自有一种幽姿逸韵,完全在容色之外。

七、贬走周邦彦,又把他召回来

李师师周旋于几个男人之间,而且这些男人大多有权有势,自然格外小心。青楼为了防止客人争风吃醋,通常会提前告知某位姑娘已有客,讲究脸面的客人便会另寻他处或改日再来。

可皇帝身份特殊,青楼知道也不敢说破。每次徽宗来,众人都小心奉承;这一次却还没来不及报信,皇帝就上楼了。究竟是皇帝来得太突然,还是当天值班的知客疏忽,后人已说不清。

幸亏李师师的床底够大,幸亏周邦彦反应快,躲了进去。也幸亏周老师身体素质不错:皇帝和师师吃橙、弹筝、唱曲、说话,折腾许久,他在床下居然没出大事。

换个体弱的人,恐怕早已体力耗尽、气息不畅。更幸亏徽宗那晚没有留宿;否则周邦彦不仅尴尬,甚至可能性命难保。

可周邦彦第二天写下的词,却把窗户纸捅破了。徽宗读后大怒:原来床底下有人!皇帝的脸面往哪里放?一怒之下,他把周邦彦贬出京城,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当天晚上,徽宗又去找李师师,等了很久人才回来。他见师师两眼红肿,心里先软了几分,细问之下,师师说:周老师曾为我写过许多歌词,他年纪大了,这一去关山千里、路途遥远,只怕今生再难相见,所以我去城门口送他。

赵佶并非冷酷之人,耳根子也软,见李师师哭得梨花带雨,便觉得自己是否做得过分。大家怎么说也是文友。师师见皇帝动心,又趁热打铁,说周邦彦临走时还写了一首曲子送她。

那首《兰陵王》写得极好。词中写柳荫直直,烟雾里柳丝弄碧;隋堤之上,几番见柳枝拂水、飘绵送行色;登高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上,年去岁来,折柳送别应过千尺;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映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剪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记得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同为文坛顶尖人物的徽宗,当然品得出这首词的好处。他想起君臣一起谈词、品评风月的融洽日子,又见师师楚楚可怜,便觉得把这么大年纪的老头赶出去确实不妥。第二天,周邦彦被召回,任命为大晟乐正。君臣又能一起谈艺术、聊人生了。

八、皇帝夜出,真正打掩护的是汴京夜市

宋徽宗如此频繁去杏花楼,难道没人知道?没人劝阻?封建时代,皇帝是一国根本,活动日程都有专人安排。

宋朝后宫虽相对平静,争宠的暗流却不会少,各宫妃子都有自己的耳目,皇帝动向不可能完全瞒住。宫中知道,朝臣文友也多半知道。可出了宫门,如何瞒过京城百姓?

有说法称,徽宗曾命人从皇宫挖一条地道直通青楼,每夜私会李师师。可这种工程浩大,要多少工匠?如何瞒过满朝文武?

古代又没有精确导航,怎样保证正好挖到杏花楼?所以“潜道”之说未必可靠。更合理的解释是:替徽宗打掩护的,正是汴京满城的百姓和繁华的夜市。

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市井经纪之家,夜市直到三更将尽,五更又复开张;热闹去处,通宵不绝。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废除了夜间“宵禁”,京城的夜生活由此被点燃。

宵禁本是封建王朝管理城市的法律:一更三点敲暮鼓,禁止出行;五更三点敲晨钟后才开禁。二、三、四更在街上走,要挨板子;京城处罚更重。疾病、生育、死丧可以通行。

违反宵禁,除了打板子,严重的还会坐牢、罚款。可到了宋朝,人口超过十万的城市已有数十个,汴京人口更超过百万。商贸发达、经济繁荣、坊市拥挤、民众富庶,夜间娱乐消费需求越来越大,宵禁便不再合时宜。

蔡条《铁围山丛谈》说,天下苦于蚊蚋,都城唯独马行街没有蚊子。马行街是都城夜市,酒楼极繁盛。蚊蚋厌恶油,而马行街人物嘈杂、灯火照天,每至四鼓才罢,所以永绝蚊蚋。

可见宋朝夜生活之盛。徽宗时期的汴京,人口超过百万,是世界级大都市,沿街各类店铺超过六千家。茶楼酒肆、勾栏瓦舍,热闹程度不亚于后来的秦淮河、夫子庙、南京路。

人们听曲、吃饭、喝酒、品茶、看杂耍、约会,来来往往的人群,正好为徽宗私会李师师提供了掩护。若此时仍实行宵禁,皇帝一行走在大街上就太显眼,巡城官兵一盘问,岂不尴尬?回宫时再被盘问一遍,皇帝出宫狎妓的“美事”就暴露了。宋朝繁华的夜生活,既提升了京城百姓的幸福指数,也间接成全了徽宗的私会。

九、结局

荒淫奢侈的徽宗,终究没能逃脱破国为俘的命运,成了历史上少有的皇帝阶下囚。而色艺双绝、名动京城的李师师,在后来的传说中与燕青飘然远去,遁入世间,从此不问红尘。对这段故事而言,这或许是最好的收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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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整件事,一首《少年游》像一根细针,扎破了皇帝、词臣与名妓之间那层薄薄的窗户纸。周邦彦在床底下听来的一夜,变成了汴京传唱的词句;徽宗一怒之下把人贬出京城,又因一首《兰陵王》把人召回;李师师在皇帝与文士之间小心周旋,靠的不只是容貌,还有才情、分寸和一种难以言明的气韵。

至于宋徽宗夜出为何能屡屡成行,答案并不神秘:不是他藏得多好,而是汴京的夜晚太亮、太闹、太繁华,足以把一个皇帝的身影混进人群里。只是这种掩护再巧妙,也掩不住一个王朝走向衰败的脚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