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长征诗词，以千山万水铺展而成的史诗，“第二个结合”的生动文学样本|上海文学馆|李白|诗词|长征

文/董晓彤

2026年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读毛泽东长征时期创作的十首经典诗词——《清平乐・会昌》（长征出发前）、《十六字令三首》《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沁园春・雪》（长征到达后），不难发现这些以千山万水铺展而成的诗篇，既是植根中华传统诗学的文学佳作，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生动文学样本。百余年来，我们党持续推进“第二个结合”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毛泽东诗词在这其中留下了极具代表性的文学印记，而长征诗词更是以山水书写为载体，完成了古典诗学向革命叙事诗学的创造性转化，让传统山水意象承载起红色理想与时代精神。

一、薪火相传：赓续古典山水诗学的深厚文脉

“第二个结合”的根基，深深扎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毛泽东笔下的长征诗词亦是如此，它沿着中华古典山水诗学的千年脉络一路走来，在意象、审美和情感表达上赓续传统。

◆《七律・长征》

在意象体系方面，山水是中国人独有的抒情符号。从《诗经》“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喻指道德的崇高与人格的伟岸，到楚辞“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寄托远大情志与理想抱负，直至山水田园诗人谢灵运开启山水诗独立审美传统，以关、河、山、川为主体的山水意象已然成为中华诗学最具辨识度的文化符号。山水不只是山水，更是情感的载体、思想的容器，承载着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心理与精神追求。毛泽东长征诗词，在山水意象的选择上延续了这一传统，他以长征途中的真实地理空间作为抒情载体，使革命主题自然融入到中华传统诗学的语境之中。《十六字令三首》通篇写山，以群山起兴，与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的写法一脉相通；《清平乐・六盘山》中“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的景致描摹，承续了古典诗词登高望远、触景生情的意象运用范式，让人不难想起“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七律・长征》中，五岭、乌蒙、金沙江、大渡河、岷山等一系列地理意象的集中呈现，则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山水意象群，与古典山水诗中揽天下山川、抒胸中意气的意象选取逻辑相互契合。这些山水诗中的传统意象承载着千年的文化积淀，拥有广泛的审美共识与心理认同，用它们来承载革命理想、斗争精神与集体信念，抽象的革命精神才有了诗性的载体。

在审美格调方面，毛泽东长征诗词承袭了中国古典诗学中豪放派的审美传统。中国古典诗词历来有“豪放”与“婉约”两大审美传统，其中豪放一脉以李白、苏轼、辛弃疾为代表，追求雄浑壮阔、气势磅礴、刚健有力的美学品格，以大山水、大境界彰显大胸襟、大气魄。毛泽东长征诗词恰好承袭了这一传统，以雄浑、壮阔、磅礴为基本格调。《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以夸张手法写出视险如夷、气吞山河的雄浑气魄；《念奴娇・昆仑》中“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以“横空出世”的夸张描写勾勒出昆仑的巍峨；《沁园春・雪》中“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以全景式的笔触描绘北方的壮阔雪景，将山河的壮丽推向极致。这种雄浑格调，既是对传统豪放派审美风格的传承，更是革命者胸襟气魄的诗性表达。

◆《念奴娇・昆仑》

在情感表达方面，“诗言志”是贯穿中国诗歌几千年的表达准则。毛泽东长征诗词也延续了这一传统，借山水空间抒发主观情志。《清平乐・会昌》“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以会昌青山为依托，抒发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与不畏艰难的乐观情怀；《清平乐・六盘山》“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以六盘山空间为载体，抒发推翻反动统治、解放人民的革命壮志；《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以山川险阻彰显红军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沁园春・雪》“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以江山多娇抒发历史担当。毛泽东长征诗词继承了“诗言志”的抒情传统，承载着他的革命抱负与理想。

二、范式革新：毛泽东长征诗词实现山水诗学的新变

不可否认的是，中华古典山水诗学虽文脉深厚，但在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语境中，仍然存在难以克服的内在局限。比如：在空间视角上，传统山水诗多采用旁观者、隐逸者的静观视角，诗人置身山水之外，追求“澄怀味象”“物我两忘”的个体审美体验，与革命实践的动态性相悖；在内涵寄托上，传统山水诗往往以个体寄情为中心，缺乏革命性的宏阔内涵，无法承载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叙事；在叙事结构上，传统山水诗多为碎片化写景，缺乏完整时空脉络与历史逻辑，难以展现宏大历史事件的整体性；在境界追求上，传统山水诗往往追求“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重心落脚于个体精神超脱，缺乏集体主义的崇高价值。而毛泽东长征诗词，恰恰打破了这些局限，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山水诗学相结合，在“第二个结合”的推动下，实现了山水诗学的新变。

一是，在空间视角上，实现静态静观向动态实践的转变。古典山水诗人多静坐观景、神游山水，山水是脱离自身生活的观赏客体。例如，谢灵运“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王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孟浩然“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都是以静态视角描摹山水景致，追求宁静淡远的个体审美境界。而毛泽东长征诗词则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指导，突破传统静态静观视角，转向革命者亲身在场的动态视角，实现空间视角的转变。毛泽东作为长征亲历者、指挥者，笔下山河全部是行军作战的真实舞台，山水空间不再是静观审美客体，而是革命实践的真实场域与行动空间。《十六字令三首》以行军途中连续动态视角写山，“快马加鞭未下鞍”凸显行进中的动态体验，“倒海翻江卷巨澜”以动态笔触描摹山的气势，打破静态静观的局限；《忆秦娥・娄山关》以战斗亲历者视角捕捉娄山关战斗的即时场景，风声、雁声、马蹄声、喇叭声与山水空间融为一体，动态在场感极强；《七律・长征》以行军者步履丈量山川，视角随行军路线动态移动，山水成为实践中的亲历对象，而非静观中的审美对象；《清平乐・六盘山》“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则以动态行军视角回顾二万五千里征程。这一视角转型，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古典山水诗学的结合，它赋予山水以动态内涵，使山水空间摆脱了静观状态，成为革命实践的诗性映射。

◆《十六字令三首》

二是，在内涵表达上，实现个体寄情向革命象征的转变。传统山水诗的空间内涵，往往只是个体情志的寄托。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王维的“明月松间照”、韦应物的“春潮带雨晚来急”等等，都是指向个体内心的宁静与超越，无法承载宏大的革命主题。而毛泽东的长征诗词则跳出了传统个体寄情的内涵局限，赋予山水空间自然实景与革命象征的双重内涵。长征途中的险山、恶水、雄关、险隘，既是客观地理空间，更是革命征程艰难险阻的具体象征，山水意象成为革命精神、革命信念、革命使命的载体。《清平乐・会昌》“踏遍青山人未老”，以青山象征革命征程的永续，彰显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十六字令三首》“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以山喻革命意志，将山水意象与革命中流砥柱的使命紧密结合；《忆秦娥・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以娄山关象征革命征程的艰难险阻，以“从头越”象征革命信念的坚定不移；《念奴娇・昆仑》“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寄托改造世界、解放全人类的革命理想。这一内涵的转变与升华，把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精神、理想信念与使命担当，与中华古典山水诗学相结合，使抽象的革命理论化为了具象、诗性、可感的山水象征。

◆《清平乐・会昌》

三是，在叙事结构上，实现零散写景向完整叙事脉络的转变。传统山水诗的空间叙事，多以碎片化为特征，聚焦单一景致、瞬间感悟，缺乏完整的时空脉络与历史逻辑。而毛泽东长征诗词，则依托历史唯物主义，以长征两万五千里行军路线为隐形主线，搭建起一套连贯完整的红色历史叙事。十首诗词可以说串联起长征几乎完整的历程：《清平乐・会昌》是起点叙事，记录长征前夕的革命局面；《忆秦娥・娄山关》是节点叙事，定格重要的战争历史节点；《十六字令三首》是征程叙事，描摹征途的一路艰险；《七律・长征》是全景叙事，回顾长征的全过程；《念奴娇・昆仑》是未来叙事，将征途实践升华为宏大理想；《清平乐・六盘山》是胜利叙事，昭示长征胜利的曙光；《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是人物叙事，刻画红军将士的英雄风貌；《沁园春・雪》是终点叙事，立足山河，回望历史，展望未来。这一叙事结构的转变，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融入古典诗词，山水空间成为记录革命历史进程的诗意载体，传统山水叙事也因此拥有了厚重的历史纵深感。

◆《清平乐・六盘山》

四是，在境界追求上，实现“小我”向“大我”的转变。中国古典山水诗的空间境界，往往追求“天人合一”的个体和谐，即追求“小我”与自然的统一，局限于个人精神超越。而毛泽东长征诗词，则实现了从“小我”的个体和谐向“大我”的集体崇高的转变，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想。《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以红军集体为主体，彰显革命集体视险如夷的英雄气概；《清平乐・六盘山》“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以革命集体的力量抒发集体的革命理想；《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以革命将领为代表，彰显革命集体的英勇无畏；《沁园春・雪》“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将个体情怀融入民族大义，彰显无产阶级革命集体的历史担当。这一境界跃升，是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价值理想的彰显，使传统山水诗学不再是独善其身的个体安宁，而具有了革命集体顺应历史潮流、谋求民族解放的宏大格局。

◆《沁园春・雪》

毛泽东长征诗词，可以说是“第二个结合”在文学领域的经典实践。它以中华古典山水诗学为文脉根基，在意象体系、审美格调、情感表达三个层面承续民族文化的根脉；同时，它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古典山水诗学的深度融合，完成空间视角、内涵表达、叙事结构、境界追求上的革新。毛泽东长征诗词以诗性空间见证革命历史，将二万五千里长征转化为可感、可悟、可共情的诗性历程，使革命精神以中华诗学的形式深入人心，永远展现历久而弥新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