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长征中我党命运的转折点是召开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
但，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必须要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那就是我党必须具有在生死关头能够掌握独立解决和清算错误路线的权力和时机，需要排除一切外来的干扰和遥控指挥。这个机会可遇而不可求，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宁愿相信这是历史在冥冥之中对中国共产党和对中国人民的眷顾。
在此之前，我党所有的战略决策以及人事调整几乎都要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才能实行。但在当时，中央苏区和共产国际并不能产生直接联系，而是要通过中共中央上海局的周转。所以，在共产国际和中央苏区之间，上海局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1934年8月，由于叛徒的出卖，中共上海局书记盛忠亮被捕并叛变。造成了两部电台、七台收发报机、大量的通讯器材以及重要的文件资料和财物被查抄，十余人被捕，中共上海局被彻底破坏。从此，共产国际和中央苏区的联系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9月间彻底中断，无意中创造出一个难得的历史窗口期和历史良机。为中国共产党被迫独立自主的解决党内纷争和独自决策创造了条件。
为何这样说？翻开我党从建党伊始到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的这段历史历程，我们就会很清晰的看到，在这期间，共产国际一直充当着很重要且占有主导性的作用和地位。在遵义会议之前，我党在绝大多数的时间内是处于共产国际的绝对领导和控制之下，基本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权力。
举一个例子， 1930年12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来华。他直接策划和操纵了1931年1月间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的权力更换。一个连中央委员都不是而且数次被党中央处分的人竟然在六届四中全会上一瞬间完成了人生中最为完美华丽的两级跳，先是从非中央委员到中央委员，再从中央委员到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个普通党员一辈子都不可能完成的人生跳跃而这个人却能够在短短几天之内就完成了，是不是骇人听闻？是的，那个时候的共产国际中的某些领导人就是这么霸道，就是这么为所欲为。当然这种霸道的产生直接折射出当时我党高层的唯命是从、集体软弱和集体失智。
现在，我们可以据此做一个推演。如果从长征伊始，就没有中断和共产国际的联系，那么，在长征的途中，共产国际会怎么对待和指挥长征的进程？会不会允许我党内部通过独立的会议来解决党的路线及军事问题？会不会有遵义会议的召开？会不会对错误路线进行清算？
所以，现在看来，中断和共产国际的联系确实是个天赐的良机，确实是天佑中华，为我党内部独立解决路线问题扫清了一切障碍及提供了最彻底的前提条件。
无独有偶，在遵义会议召开半年后的共产国际七大上，季米特洛夫当选为共产国际总书记，分管中国部的工作，他主持了于1935年7月2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通过了一项决议，内容是“一般的不要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上的事务”，就此终结了共产国际随意空降和更换别国共产党领导机构及领导人的历史。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时候共产国际和我党的联系还没有打通，一直到1935年的9月份陈云同志赴苏汇报情况才与共产国际恢复了中断了近一年的联系，但这个联系也仅限于知晓了我党长征的情况，真正的恢复无线电联系是在1936年。
那么，这个决议的通过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呢？是由谁提出的呢？与共产国际的代理人在我党的失败有没有关系呢？与我党的被迫长征有没有关系呢？属不属于共产国际对自己以往的强势干涉他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一个修正和检讨呢？我觉得应该有些很重要的启示和关联。
对此，我们没有必要去妄自猜测。但无论如何，双方联系近一年的中断确实是给我党提供了一个能够内部独立解决路线错误的前提条件和绝佳时机，也为以后我党独立掌握自己的命运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一切都只能是未知数，历史会走向何方也不可预料。虽然我坚信只要有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就一定会成功，但可能会经历更多的坎坷及走更多更艰难的弯路——这当然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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