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办学校，这是一件新鲜事”|学校|老山界|长征

开栏语

“没有教室、没有课本、没有文具……在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下，在敌机不断轰炸的间隙，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依旧坚持办学。”周恩来总理曾感慨，“长征路上办学校，这是一件新鲜事”。

从“半部电台”起家的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到跟随党中央踏上漫漫征途的“红星第三大队”，师生们在战火中边行军、边作战、边办学。背包上的小黑板、竹管套着的铅笔头、弹片上刻下的电码——这些细节不仅记录着一所学校的坚韧，更承载着中国高校最长的红色根脉。而那些在长征途中坚持办学的师生，都有名有姓，真实存在，他们的事迹可歌可泣，值得千古颂扬。

西电官微将连续刊载《长征路上办学》一书内容，与师生校友一同回望那段“边走边学”的峥嵘岁月，从先辈足迹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第二章长征行军

第一节宿营古陂学习记

一边行军打仗，一边坚持办学。

这样的故事并非传奇，而是坚信革命必胜的红军通信学校师生的真实记录。

如果说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那么红军通信学校就是这个伟大奇迹的注脚之一。

十月十日，梅坑出发。

十月十一日，抵达麻地。

十月十二日，宽田出发，经段屋沿河至岭背渡河宿营。

十月十三日，由岭背至古田。

十月十四日至十五日，驻古田。

十月十六日，由古田至新陂。

十月十七日，驻新陂。

十月十八日，由古田出发，抵新陂。

十月十九日，由新陂经小溪，抵畲岭圩。

十月二十日，由畲岭至合头。

上面这些时间与地点，摘录整理自《红军长征日记·伍云甫日记》，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是研究长征初期军委纵队行军的重要史料。

作为军委三局及通信团政委，伍云甫日记中记载的行军日程大致是其下属单位红军通信学校，即“红星”第三大队通信教导大队的行程。

红军通信学校第九期学员袁以辉在1986年出版的《红色电台长征记》中，也记下了1934年10月20日这一天，通校师生宿营信丰古陂，在休息时间克服疲劳、坚持学习的场景：

1934 年10月20日，红军一、三军团在信丰、安远一带突破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我们“红星”第三大队在信丰固陂墟宿营。虽然十分疲劳，但我一想到还未全部掌握电台技术，便趁宿营时间拿出蜂声器（练习收发报的教具），“嘀嘀嗒嗒”地练起收发报来。

在行军、战斗的间隙能听到“嘀嘀嗒嗒”的声音，的确很不平常，那发报声对一个初学发报的人来说，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同志们听到声音，立即围拢过来。

“班长，我的手痒了，让我来过一下瘾。”李贻玉边说边接了过去。他那发报时干脆、果断的“嘀嗒”声，又把教我们收发报的刘俊英老师吸引了过来。

刘俊英老师也是被俘过来的，家里非常穷，参加红军后表现很好。他听了一会儿，说：“你们八个同学要数李贻玉发报最准确。”

李贻玉大大咧咧地笑着说：“我是把something读作‘曹明行’的人，笨头笨脑的，还能最准确？”

一提到那学英语的事，同志们都哈哈大笑起来。李贻玉挪动位置，对叶德胜说：“来，让你也来过下瘾。”叶德胜冷冷地一笑：“今天还不知道明天的事，学这有什么用。”

“嗬唷唷，不知道明天的事？”李贻玉凑近叶德胜的耳边大声说，“我告诉你，明天，你、我都活着，累不死，拖不垮！”

当时，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不少同志思想波动，听了李贻玉的话后，都纷纷说：“对，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领导‘八一’南昌起义；毛主席领导了秋收起义，革命还是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

“当初，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率领红军从井冈山下来时，才四千多人，只几年工夫，红军就发展到近十万。我就不信革命会失败。”

于是，同志们又积极地学起收发报来了。

这时，我们每个人身上连一支铅笔、一片纸都没有了。我们就将蜂声器发出的“嘀嗒”声，用树枝在地上记下来。划写多了，地上的泥土被划得稀烂，什么也看不清楚，有的同志干脆用口模仿蜂声器拍发电码，另一个同志就用口说出电码。有的同志之间还互相测验英语和学过的其他功课。

沈一力老师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我们身后，突然高声说： “03电台，Here are many messages to you, Qrk!”（我这里有电报给你，现在情况怎样，请回答）

我们立即回答：“01电台，please ga!”（请你立即发报）

沈老师学着美国人的样子，耸耸两肩，连说了三个“OK!”

笑得同志们都合不拢嘴了。

曾三政委和刘光甫校长来了，见大家正在学习电台技术，便表扬说：“长征路上办学校，这是红军的创举！集合号响了，部队沿着赣粤边界继续向西挺进。

固陂墟，即今天的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古陂镇。这个地方位于信丰县东部，在地图上的位置正好与伍云甫日记记载的合头相距不远。

这段古陂学习记，真实记录了通校师生学习电台收发报技术，以及互相测验英语和其他功课的场景—没有笔、没有纸，就用树枝在地上记下蜂声器发出的“嘀嗒”声；地上的泥土被划烂看不清楚了，干脆就用口模仿蜂声器拍发电码；教务主任沈毅力老师，甚至现场开考英语听力……

这段文字除了记录学习场景，还提到了一个人，那就是通校教员刘俊英。

刘俊英，也叫刘俊毅，原名刘忠建，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六都佛堂前（今坂中村）人，出身于马来西亚的一个华侨家庭。他三岁返回祖籍生活，十四岁父亲逝世后，重返马来西亚，少年时当过水手。1934年被俘参加红军后，他先后任红三军团无线电报务员、报务主任，长征初期为红军通信学校教员，后任中央军委电台第三十分队队长。红军北上军临金沙江时，在前无渡船、后有追兵的情况下，刘俊英凌晨泅水过江，奇袭敌军，为红军顺利渡江创造了条件，立下赫赫战功。1936年1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对于红军通信学校的师生们来说，在行军途中坚持学习的事情，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正如袁以辉写的那样：集合号响了，部队沿着赣粤边界继续向西挺进。

第二节李贻玉捡弹片做笔

1934年10月20日，红军通信学校的师生离开信丰古陂，继续向西行军。

途经白至圩、杨坊、平石、黄村、大塘铺，在沛东圩过浮桥到达小河圩，再经老屋下、新屋岭、上下坪、王坑口、打狗坑，在长江圩附近再过浮桥，到达杨梅城。

10 月29日起，经樟兜、新溪、密溪、下关、牛田、关田，过糖口、热水、八丘田、城溪、厚溪、大山、延寿圩、文明司、赤石司，于11月12日到达湖南郴州宜章县漳桥村。（编者注：上文中地名均按伍云甫日记原文照录，目前无法核实现今地名与具体位置）

漳桥村一带，自北向南，即从良田至宜章，正是国民党精心部署的第三道封锁线。由于中央红军很快通过了前两道封锁线，何键部因时间仓促，兵力分散于衡阳以南的粤汉铁路、湘桂公路线上各要点，来不及向湘粤边界靠拢。

11月15日前后，红军全部顺利通过第三道封锁线。

突破第三道封锁线之后，国民党军再次纠集四万兵力，前阻后追，两侧夹击，并出动几十架飞机轮番轰炸、扫射，企图利用湘江的天然屏障，组成第四道封锁线，歼灭红军于湘江之畔。

袁以辉在《红色电台长征记》中，记下了他的同学李贻玉收集弹片的一个细节。这个故事就发生在通校师生跟随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还未到达第四道封锁线的行军途中，时间在11月15日至30日之间。

一天，数架敌机对我们进行轰炸、扫射，一颗炸弹落在我们隐蔽处不远的地方爆炸。敌机飞走后，李贻玉猫着腰，眼睛盯着地上，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

我感到好奇，便问：“李大个，找什么呀，是不是你的灵魂被炸弹炸掉了？”

李贻玉一声不吭，头也不抬，一直认真地寻找什么。突然，他像发现什么宝贝似的说：“嗬，你这小家伙藏在这里，不想钻我的口袋吗？”

我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块弹片，便问：“你怎么知道这儿有弹片？”

“刚才我听到身边‘当’了一下，我想一定是弹片飞到身边来了。”他指了指刚才卧倒的地方，“看，这小家伙妄想吃我的血哩。哼，我们红军的血没有那么容易吃啊！”说着，将弹片拿给我看。

这弹片是条棱状，约有一指大，一头钝了，大概是刚才在石头上碰了一下吧。我看了看，便扔在地上。

“喂，喂，你怎么给我扔了？”李贻玉说着，捡了起来，揩去尘土，放进口袋。

我问：“你留它有什么用？”

他一本正经地说：“大有用处。再说蒋介石派飞机送来的礼物，你不收下就不礼貌啰。”

同志们哈哈大笑，说：“有理，有理。”

究竟这块弹片有什么用处，除了李贻玉外，谁也不知道；也不知道他要带到什么地方去。

这块弹片到底用来干什么？不用说，大家肯定也能猜到是用于学习的，但到底怎么用呢？

1934 年11月底，在红五军团的掩护下，红军通信学校的师生们渡过了水流湍急的湘江。伍云甫在11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部队住䂙家（界首西十五里）。余率一分队于八时出发，二十二时抵䂙家。是日经大马路，敌机终日扰乱。在界首过湘水浮桥。”

渡过湘江后，通校师生朝着瑶山（地图上被称为越城岭，当地人叫老山界）继续前进。由于道路陡峭，加上半个多月来行军作战的疲劳，部队行进十分缓慢。袁以辉在《红色电台长征记》中写道：

我趁在山下稍事休息的机会，对班上的同志们说:“曾政委曾表扬我们长征路上练习收发报，可是停止练习已半个多月了，现在抓住空隙来练一练，怎么样？”

同志们都积极响应。李贻玉第一个报名:“班长，你拍，我发。”

当我打开蜂声器后，李贻玉立即拿出那块弹片一扬:“嘿嘿，这小家伙派上用场嘞。”说着，便用那弹片在地上写了几个阿拉伯数字，“这比树枝灵活得多。”

“嘀嗒”声连续不断地响着，同志们在地上记录着。突然，李贻玉叫起来：“班长，你刚才拍的7不准确。”

“好，重来。”我重新把“2367”拍了一次。李贻玉说：“7字的‘嗒嗒’声过长。”

我问是什么原因。李贻玉说:“你拍完7后，在拍下一个电码时可能考虑了一下，所以7的嗒嗒声拖长了，对不对？”

我高兴地对准李贻玉的胸部击了一拳：“啊呀，李大个，你这脑子真灵，把我脑子里的事都判断出来了，还说自己笨头笨脑哩。”

至此真相大白，李贻玉捡的那块弹片终于派上用场了——用弹片在地上记录和写画，自然比树枝要好用得多。

通信学校师生学习使用的工具，也在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的“帮助”下，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树枝、石块，进化到了“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的弹片。

第三节周恩来、朱德关怀师生

1934 年12月初，红军通信学校学员李贻玉用捡来的一块弹片，于长征行军间隙在地上写下阿拉伯数字的这一天，具体是哪一天？地点又在何处？

《红军长征记·伍云甫日记》中记载伍云甫那几日的行程如下：12月1日越一大山，抵达枫木山。12月2日驻枫木山。12月3日自枫木山前往六洞。12月4日在六洞原地休息。12月5日五时出发，经龙塘江、大坳，下午八时左右到达唐洞宿营。

也就是在12月5日这一天，伍云甫翻越了老山界。袁以辉也提到，他们练习收发报技术、李贻玉用弹片代替树枝写下阿拉伯数字的地点，是在山下稍事休息的时候，而且这一天还出现了两位重要人物。

袁以辉在《红色电台长征记》中这样写道：

正当大家紧张而又愉快地练习收发报的时候，队伍中忽然传来“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来了”的消息。同志们唰地站了起来。只见周副主席穿一身因风吹、雨淋、汗渍而褪了色的灰军装，脚穿一双草鞋，胡子显得更长了。朱总司令穿一身旧军装，打绑腿，着草鞋。他俩日夜操劳，都比长征开始时瘦多了，但目光炯炯，神采奕奕，步履矫健，不断地向同志们问好。

我急急忙忙地拿出当干粮的炒豆子，递上前说：“首长，吃豆子。”

周副主席用大拇指、食指和中指撮了几颗，品品味，学着江西老表的话：“蛮香，蛮香。”

朱总司令撮了几颗，问：“这东西能吃饱？”

“能！”同志们都将干粮袋送过去，请首长抓一把放进口袋。两位首长就从每个战士那里撮几个，表示接受了同志们的心意。

周副主席还朗声笑道：“嗬，每人几颗就吃饱了，再抓一把，胀坏了肚皮可要劳累你们抬担架啰。”同志们都呵呵地笑了。

当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发现我们的蜂声器和地下写着的阿拉伯数字时，很感兴趣地停步观看。

“你们是通信学校学无线电的学员吧？”周副主席打量着我们。

“是！”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周副主席转身对朱总司令说：“这些战士利用休息时间，练习收发报技术，真不简单呀！”

周副主席又问我们：“地上写的数字是用树枝写的吧？”

我回答说：“是用炸弹片写的。”李贻玉便把捡来的弹片送给周副主席看，并把弹片的来历说了一遍。

朱总司令和悦地看着我们说：“好哇，有这股子劲就好办，什么技术也能攻下来。”

周副主席接着说：“长征路上办学校，这是一件新鲜事。将来革命胜利了，你们要告诉后代，说红军在几十万敌人围追堵截下，在敌机不断轰炸的间隙学电台技术，这可是相当宝贵的教材啊！”

临走时，首长鼓励我们要刻苦学习。还说，将来红军要发展壮大，每师每团都要有电台，那时大家不仅要担负电台工作，还要当老师。首长鼓舞人心的谆谆教诲一直铭记在我们心中，我们决心利用一切空隙时间，尽快掌握电台技术，为革命作出贡献。

长征时，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以及红军通信学校的师生，被编在军委第一纵队行军，但《周恩来年谱》《朱德年谱》均未详细记载两人遇见红军通校师生的具体日期。

从伍云甫及袁以辉的回忆来看，这一天是12月5日的可能性较大，地点可能在广西桂林市北部的兴安县华江瑶族乡，也就是伍云甫日记中12月5日提到的龙塘江附近。

龙塘江村地处华南第一峰猫儿山脚下，是华江瑶族乡的一个下辖村，如今被称作“中国红寨”，当年红军长征翻越老山界前曾在此驻扎防守。

这段记载，也为我们从多个侧面了解红军通信学校在长征中到底是怎样坚持办学的，比如他们的食物供给、学习工具等情况，提供了若干宝贵的历史细节。

我们从上述文字中，可以获知通信学校三个方面的信息：

一是红军通校师生行军时吃得很差，此时的干粮只有炒豆子，这是见了最高首长时能拿得出手的最好食物，而且量还不充裕，大家只能几颗几颗地吃。

二是红军通校师生缺乏学习用具，以致用捡来的炸弹片在地上画写，练习收发报技术。

三是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对通信学校非常熟悉，能够一眼认出学员，并叫出他们学校的名字来，而且对电台工作十分关心，对技术人员更是充满爱护，并寄予厚望。

老山界

第四节夜行老山界学习记

过了龙塘江村，继续朝着西北方向走，就是老山界山区了。老山界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碰到的第一座高山，它是越城岭山脉的中段分支山体，南北长约21千米，东西宽约6千米。猫儿山海拔2000多米，是越城岭的最高峰（主峰），也是五岭的最高峰。关于老山界这个地方，《红军长征史》是这样描述的：

这里群峰高耸，悬崖峭壁，瀑布飞溅，森林茂密，高山之上，年平均气温只有9℃，年降雨量高达2300毫米，雾浓风大，气候瞬息万变，人们视为畏途。

这里靠近主峰猫儿山，山路险陡，很多悬崖峭壁，靠几根原木架成的栈道通行。这种栈道没有栏杆，长满青苔，走在上面又滑又晃，使人头晕目眩，胆战心惊。除栈道外，还有很多险道。

伤病员们都下了担架，由其他同志背着或搀着走。有几匹马踩空了脚，摔下了万丈深渊。但红军以惊人的勇气和毅力，经彻夜行军，终于带着骡马，抬着辎重，胜利通过了老山界，进入了龙胜县境。

由“彻夜行军”四个字可知，中央红军翻越老山界的行动，是一次夜行军。

袁以辉行走在缓慢登山的队伍中，望着夕阳慢慢坠入老山界，置身于老山界向东铺开的庞大山影之中。后来，他在《红色电台长征记》中如是写道：

老山界的夜降临得特别早。抬头望，星星就像镶嵌在老山界身上的明珠，闪闪发光。朦胧中，又觉得天上的星星是在老山界顶上的松树下闪耀，而松树却像是挺立在黛色的天空里。蓦然间，老山界又变换成了另一种壮丽的姿态：红军战士的火把奇迹般地在山中出现，一点点，一簇簇，从山顶上伸展下来，然后又是一簇簇，一点点，伸展上去，峰回路转，弯弯曲曲，直上云霄。

路陡天冷，行军速度非常缓慢，有时走三五米就得停下来，一停就是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战士们烧篝火取暖，行进前每人拿一根没烧完的柴火，途中放下来又成了一堆篝火，真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啊！

我们爬到半山腰，突然出现一块小坪地，这时行进又停止了。我说：“同志们，反正走不成，也睡不着，还是来练习收发报吧！”大家异口同声地赞成。

小坪上是岩石和杂草，又是夜间，怎么抄电码？黄奕棋说就用脑记嘴报。大家都说：“行得，行得。”于是随着李贻玉拍出的“嘀嗒”声，同志们就异口同声地说：“1541，7921，8324……”

“嘀嗒”声和着同志们口念的电码声，就像音乐一样，在高山上回旋，在夜空中飘荡。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当我们分配到电台工作后，密电码将通过电波，从红军的机要部门飞向长空，带着战斗的号令、胜利的喜悦，飞到每个战士的心坎，飞到人民的心中。

等待前进的红军战士，这时也饶有兴味地围拢过来，围成一圈，小坪居然热闹起来。有的后到的同志就好奇地问：“什么事呀？”旁边的同志就附着他的耳朵说：“小声点，他们在练习收发报呢。”

部队终于前进了。当我们从小坪往上攀登时，只见前面是一段非常险峻的石阶路，像贴在陡峭石壁上的板梯。左边是嶙峋的岩石，右边是深不见底的山涧。如果不慎跌下去真的会粉身碎骨呢。怪不得队伍停滞不前。

过了险道，我们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继续向山顶攀登。当东方出现鱼肚白的时候，我们已经爬上了山，都不约而同地站住，回过头来眺望。山下的河像根带子，山下的道路像荠菜，所有的山都变成了矮子山。我们久久地极目远眺，心里呼唤着：“红都瑞金啊，您在哪里？您在哪里？”

袁以辉的这段描写，不但写出了老山界的险峻和夜间的寒冷，而且还生动地再现了红军通信学校的师生们夜行时在星光下仍然坚持学习、用“脑记嘴报”的方式练习收发报技术的场景。

与此同时，袁以辉还提到了同为红军通信学校第九期的另一名学员黄奕棋。

黄奕棋，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江背镇洛江村人，1932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7月8日，红军通信学校征调无线电科第十一期学员，黄奕棋就是在这时进入通校学习的。

开学后不久，学校对原有的第九、第十和第十一期学员全部进行考核整顿，凡是不合格的就送回原部队，合格的则整合到第九期。黄奕棋于是从第十一期转入第九期乙班学习。

关于这次人员调整和长征途中的学习经历，黄奕棋后来回忆道：

我们第十一期部分同学提升到九期乙班，其原因就是要准备长征。由于十期、十一期有一批同学升到九期乙班不是几个人，而是一大批人，所以这一批人在长征路上一直跟随总司令部行军，在行军中继续学报务。教员是第一分队电台报务员兼任的。另外还有一个机务班，也有10来个人，钟兆隆同志就是那个机务班的，还有罗兴方、廖昌林。报务班、机务班，我记得过乌江前就分配到第一分队和第六分队见习去了。可惜的是，我们这个报务班，只剩下几个人，有我和袁以辉，其余有的阵亡，有的病故了。

语文课本《老山界》一文插图，图中自下而上第六名红军战士是一名司号兵

第五节提前毕业分配

越过高耸入云的老山界，继续行军不到一个月，在1934年的最后一天，中央红军占领了贵州境内乌江南岸的猴场。

猴场，也称响子场，即今天的猴场镇（原草塘镇），隶属于贵州省瓮安县。这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镇，历来商贾云集、繁华热闹，素有“黔北四大名镇”“贵州十大乡场”的美誉。

1935年1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在猴场召开了著名的“猴场会议”。这次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通过了《关于野战军通过乌江以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该决定第三条指出：“特别加强在连队中的政治工作，在充实战斗连的原则之下，应缩编我们的部队，军委纵队必须继续缩小，以适合于新的作战环境。”

作为军委第一纵队第一梯队军委三局下属的一个小分队，红军通信学校也在缩编和调整之列。就是在这个地方，红军通信学校第九期学员提前毕业，并奉令充实到红军各部的电台中，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袁以辉在《红色电台长征记》中记述：

按常规，无线电人员要学习一年，而我们只学习了半年。因此，大家既高兴又犯愁。高兴的是，走上新的工作岗位能为革命多作贡献；犯愁的是，怕不能胜任新的工作。

李贻玉、叶德胜分配在红三军团电台。另外两个同志分配在红一军团电台。我和黄奕棋等同志分配在中央军委电台。当时中央军委有个无线电营，下设一、六、九三个分队。每个分队有一部电台，两个运输排，一个监护排。报务员、机务员七八个人。罗若遐同志任营长兼一分队队长。我分在一分队，身兼数职：见习班长、见习报务员、共青团书记、政治战士。当政治战士的人，一旦台长或政委牺牲，就要顶替职务。如果电台人员发生突然事故，有权采取应急措施。我感到自己的任务既光荣又艰巨。

如今，从江西瑞金梅坑至贵州瓮安猴场，两地在地图导航上的距离约为1100千米，车程约需12小时。但在中央红军的长征行军里程表中，这两地间的准确距离是1964千米，行军时间超过两个半月。

在这历时超过两个半月、路程近2000千米的艰难行军途中，红军通信学校的师生跟随中央红军先后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渡过了信丰河、大庾河、潇水、湘水、清水江，翻越了雷公岩、越城岭，书写了在长征路上坚持办学的壮丽篇章。

红军通信学校第九期学员毕业时，有无举行毕业典礼，现有的史料中并无记载。但按照红军的传统，每年年底的最后一天要举办同乐会，年初的第一天也会聚餐庆祝。

因此，长征途中红军在猴场过的这个新年，对通校师生来说应该不那么平凡。红军通信学校的这届毕业生，想必是在部队清简但欢乐的氛围中，从行军课堂走向了战斗岗位。

虽然袁以辉、黄奕棋、李贻玉、叶德胜等学员毕业了，但红军通信学校（即军委三局通信教导大队）并未立即撤销。

据《红军长征日记·伍云甫日记》记载：1935年1月18日，“运输队合并于学校”；1935年2月8日，“由石坎子出发，经大河滩遇通信教导队”；1935年2月11日，“由扎西经大河滩至石坎子宿营。是日通校材料合并于三科”。

扎西位于今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1935年2月4日至14日，中央红军向云南扎西地区集结。在这11天的行程中，尚未走出土城战役失利阴影的中共中央，于2月5日晚至9日，辗转多地连续召开会议，形成了党史上著名的“扎西会议”。

这次系列会议讨论了红军战略方针，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文件决议，包括《遵义会议决议》《决议大纲》《中央书记处致项英转中央分局电》等，还作出了整编部队、扩大红军的决定。

正是因为整编部队的需要，扎西会议之后，红军通信学校（即通信教导大队）全员合并于军委三局三科。而此时的军委三局，隶属于中央纵队第一梯队，第一梯队的司令员兼政委就是化名杨定华、写作了《雪山草地行军记》《从甘肃到山西》两篇文章的邓发。

罗若遐在题为《一个通信战士的回忆》的文章中写道：

1935 年1月遵义会议后，在部队大量减员的情况下（从江西瑞金出发时的8.6万余人减到3.5万人），为了利于机动作战，党中央、中央军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精减指挥机构，充实战斗部队，把一些因战斗减员的师整编为团。这时，取消了通信团的编制，无线电营、有线电大队、通信教导大队都随之取消。无线电第一、第六、第二十九、第三十分队由军委三局直接指挥。此时，我专任无线电第一分队队长，曾三任政委。

从1935年2月11日起，虽然红军通信学校的全部师生已陆续调到军委各电台工作，但红军通信学校并未从此撤销，也未停止办学，长征路上办学的传奇仍在延续。

下期预告

他是被张国焘猜忌打压、重新回到学校当教员的刘寅；他是只上过一年半私塾，却要啃下英文单词的“土包子”秦华礼。红军总司令部通信学校在四川阿坝查理寺复课，没有纸笔，就把竹子削成笔在地上写；没有电池，就用盐水泡制“麻子牌”电池；行军路上，每人背着写满英文的小木板，后面的人边走边背。第三次翻越夹金山时，刘寅双脚冻伤，学员秦华礼吼道：“绝不能把恩师一人丢在这里！”大家用绑腿带拉着老师，在没膝积雪中艰难前行。在这期间，勤务兵胡正先也再次踏入无线电训练班的大门……

明天，我们将推出《第三章通校复课》，敬请关注。

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建校95周年。红军的这场万里长征，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也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围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有许多从不同角度进行描述的作品，但鲜见从教育角度展开的，西电档案馆/校史馆/博物馆馆长秦明创作的新著《长征路上办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与长征》填补了这个空白。

该书谨遵周总理“一定要让后人知道长征路上办学”的嘱咐，生动讲述了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前身）师生坚持在长征路上办学的真实历史，详细描写了通校师生跟随中央红军在突破湘江、夜行老山界、爬雪山过草地等艰难时刻坚持学习的历史瞬间。

《长征路上办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与长征》是秦明馆长多年深入发掘西电红色历史基因，继2021年完成《信仰的光芒——毛泽东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一书后的又一续章，为广大师生校友了解学习我校红色历史提供了可靠读本，对宣传弘扬西电红色基因具有重要价值。该书入选2026年度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扶持项目主题出版图书，现已由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