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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死亡来临之前认出它

“每次告别，都是死去一点点。”——钱德勒《漫长的告别》

想象一个潮湿的欧洲秋夜。雨刚刚停下，昏黄的路灯映在积水的街道上，一对情人正在道别。他们亲吻、拥抱，约定下一次见面的时间。

其中一人转身离去，另一个人在原地站了一会儿，也终于走进夜色。没有发生任何特别的事，这或许只是他们生命中再寻常不过的一次分别。

但一个诗人站在一旁，看见了另一件事：离去者的身后，仿佛还跟着一个人。它不说话，也没有面容，却总在人们告别时悄然现身。情人们对此毫无察觉，诗人却从那熟悉的身影中认出了什么。

他认出了死亡。

奥蒂·安德莱（Ady Endre，1877—1919）是匈牙利现代诗歌最重要的开创者之一。他出生于一个逐渐衰落的小贵族家庭，年轻时短暂从事新闻工作，后来多次前往巴黎。法国现代文学与巴黎的都市生活深刻影响了他的创作。

1906年，他出版《Új versek》（《新诗》），将象征主义的意象、强烈的个人意识与对匈牙利社会的批判带入诗歌，以一种当时颇为陌生的声音激起了文学界的争论。此后，他成为《Nyugat》（《西方》）一代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奥蒂的诗中有一种近乎贪婪的生命欲望。他写巴黎、爱情、酒、财富，也写上帝、死亡与民族命运；他的抒情主人公常以先知、异端或挑战者的姿态出现，仿佛始终要与某种比自己更强大的力量对抗。然而，疾病很早便进入他的生活，身体的衰弱与旺盛的欲望长期并存。他渴望尽可能充分地生活，同时也比许多人更熟悉生命被一点点消耗的过程。

1907年，《A Halál rokona》（《死神的亲眷》）发表，并收入同年的《Vér és arany》（《血与金》），成为其中死亡诗群的标题作品。疾病、秋天、凋零的花朵与疲惫的人，使它带有鲜明的欧洲世纪末文学气息；但这些意象又不只是象征主义常见的衰败之美。

对于长期与疾病相处的奥蒂而言，死亡似乎早已不必等到生命终结时才露面。他能够在女人的双眼、万籁俱寂的时刻与逐渐消退的欲望中，辨认出它尚未显形的踪迹。

在《死神的亲眷》中，奥蒂将Halál（死亡）的首字母大写，使它获得了某种具有人格的、近乎神性的形象，仿佛是一个能够被认出、与之交谈，甚至朝夕相处的人。

而诗人称自己为它的亲眷。亲眷不是一种可以随意选择或解除的关系。人可以与亲人争吵，远走他乡，甚至终生不再相见，却不能因此改变彼此的血缘。

奥蒂与死亡的关系也带着这种无法摆脱的意味。他不必时时想着它，却知道它始终与自己同行，经过巴黎的街道、酒馆的深夜、情人的拥抱，以及自己日渐衰弱的身体。

或许——既然人的一生本就注定要目睹无数次消逝，直到自己也成为其中之一，那么又何必始终把死亡当作一个陌生的来客？倒不如先与它以亲相称，承认我们从未真正置身于同它的关系之外。

同时，这样的亲近并没有使奥蒂厌弃生活。他反复书写衰败与消逝，却也始终贪恋爱情、肉体、欢愉，以及这个并不完满的世界。

他似乎愿意把更多感情交给那些无法长久的事物：一次亲吻，一场重逢，一段正在退去的秋日时光。对死亡的熟悉没有使他变得冷漠，反而让他对生活怀有一种更加急切的眷恋。

他爱的是什么？病中的玫瑰，凋零时刻仍抱有渴望的女人，秋日时分，远行者，哭泣的人，霜雨交加的黎明。

这些都不是宏大的、悲壮的事物，而是正在消逝的、脆弱的、已经半只脚踏入死亡的人和物。

而“亲眷”的意思也正是如此：他不是站在死亡对面的人才去爱这些，而是因为他本就与死亡同在，才更知道这些消逝之物值得被爱。

诗的最后，开头四行原封不动地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