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西南战场已经接近尾声，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正沿川黔方向推进。地图上看，敌军数量仍然不少；但战场形势早已不同，国民党军队失去的，不只是阵地，还有继续作战的信心。
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主力受到重创，残余部队大多向西南、中南和华南收缩。中央军委根据各地地形、敌情和部队部署，对几支野战军重新分工：第一野战军经营西北，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第三野战军负责东南方向，第四野战军承担中南及华南作战。
这个安排并非简单地划一条线，而是对全国战局的整体计算。西南山地密集，交通不便，敌军又拥有相当兵力，第二野战军面对的是一场既要打仗、又要争取人心的复杂战事。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发起西南战役。刘邓大军从川东、川南等方向展开行动，配合第四野战军部队，对国民党军实施多路包围。敌军虽然号称有数十万人，但内部派系矛盾严重，指挥系统彼此猜疑，难以形成统一抵抗。
邓小平在部署中强调，军事进攻要和政治争取结合起来。能争取的部队尽量争取，顽固抵抗的则迅速歼灭。这个策略很快显出效果，大量国民党官兵选择起义、投诚或脱离战场，真正坚持到底的部队远少于纸面上的数字。
有意思的是，西南战役并不是第二野战军单独完成的。第四野战军抽调部分部队参与支援，形成了相互配合的局面。战场上，部队归属虽然不同，作战目标却是一致的。到了1950年初，西南主要地区相继获得解放，第二野战军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中央军委交付的核心任务。
第四野战军南下的过程，同样体现了大兵团作战的特点。1949年4月渡江战役后，第三野战军向东南推进，第四野战军则沿长江以南地区展开作战。湖北、湖南、江西、广西等地的战事彼此牵动，敌军一旦失去交通枢纽，就很难重新组织防线。
在广西战场，陈赓率领的部队承担了重要任务。白崇禧部队善于机动，曾试图向西南或沿海方向撤退。人民解放军通过穿插、分割和追击，压缩其活动空间，使其难以从容转移。衡宝战役、广西战役接连展开，国民党军在中南地区的有组织抵抗由此迅速瓦解。
华南战事结束后，海南岛成为新的目标。金门战役失利发生在1949年10月，暴露出渡海作战与陆地作战之间的巨大差异。没有足够船只、火力和后续保障，部队即使登岛，也可能陷入孤立。
第四野战军随后重新准备海南岛战役。1950年4月16日，解放军大规模渡海登陆，经过连续作战，至5月1日解放海南岛。此役吸取了金门失利的教训，依靠地方力量配合、分批偷渡和主力强渡，最终击溃岛上守军，薛岳率部撤离海南。
相比之下，第三野战军承担的东南方向任务，出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缺口。1949年10月金门战役中，登陆部队因后援不足、海况复杂和敌军反扑，未能建立稳定阵地。参战部队伤亡和被俘情况，成为第三野战军战史上极为沉重的一页。
金门失利后，粟裕没有把问题归结为官兵勇气不足，而是重新审视渡海作战的条件。此后近两年，第三野战军不断集结兵力，筹划更大规模的渡海行动，部队、船只、火力和后勤都在准备之中。按照当时设想，东南方向的作战重点最终指向台湾。
遗憾的是，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海峡两岸的军事格局随之发生变化。以当时人民解放军的海空力量，难以同美国海军直接抗衡，原定渡海计划只能暂时搁置。此前在大陆战场上形成的作战优势，无法简单搬到隔海作战中。
粟裕晚年仍然关注这项未竟任务。据其家人回忆，他常常独自查看台湾地图，思考渡海作战中的兵力、海空配合和后勤保障。对一名长期负责东南战场的将领而言，任务没有完成，显然不是一句轻描淡写的“形势所迫”能够完全概括。
1984年粟裕病逝时，第三野战军当年承担的东南方向任务仍未完成。二野完成西南进军，四野完成中南、华南及海南作战，三野却因金门失利和外部力量介入，留下了这段特殊的历史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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