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陕西岐山董家村，村民在土中挖出了一件布满铜锈的青铜器。没人想到，这只被当作旧铜器处理的鼎，会在近百年间数度易主，牵动收藏家、军阀、权贵与抗战时期的各方势力。
它就是毛公鼎。
毛公鼎的分量，不只在于年代久远。器物内壁铸有近五百字铭文，内容涉及周宣王对毛公的训诫与任命，是研究西周政治制度、礼制和书法的重要资料。铭文篇幅之长，在出土青铜器中极为罕见，历代金石学家都将其视作重器。
刚出土时，它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村民陈春生不识古物，将鼎卖给收铜者；收铜者转手送进旧货场，甚至准备熔化。恰在此时，北京琉璃厂永和斋的二掌柜苏亿年发现异常，以二十两白银买下毛公鼎。
苏亿年知道这不是普通铜器，却没有能力长期收藏，很快以一千两白银卖给金石学家陈介祺。陈介祺得到毛公鼎后，拓制铭文，广求鉴定，但对鼎的本体极为谨慎。他将毛公鼎深埋家中，只让少数知交看过拓本。
有人询问：“陈家真的藏着那只鼎吗？”
陈介祺往往只作淡淡一笑，并不接话。消息在沉默中逐渐变成传闻，而传闻又被许多人当成虚构。陈介祺临终前还告诫子女，不要做官，不要经商，也不要出家，显然是担心家族因重宝招来祸端。
遗憾的是，他去世后，家人为了显示家底，在葬礼期间将毛公鼎抬出示众。秘密由此被打破。分家时，毛公鼎落到陈家次子手中。次子后来经商失利，只得设法出手，鼎也因此进入了权势人物的收藏圈。
买家是端方，时任直隶总督。端方本就是著名金石收藏家，对毛公鼎的价值十分清楚。关于这次交易，史料记载颇多曲折，钱款与承诺的职位并未完全兑现，陈家一方难免有被压价和欺骗之感。
更出人意料的是，端方得到毛公鼎不久，便奉命担任督办大臣，前往四川办理铁路事务。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四川局势骤变，端方所部发生哗变。同年12月1日，端方在资州被部下杀害，结束了颇为戏剧性的一生。
端方死后，家道逐渐衰落。毛公鼎被典押到华俄道胜银行，引起中外收藏者争夺。英国人辛普森曾有意购买，这使许多中国收藏界人士格外紧张。对他们而言，鼎价再高，也比流失海外更令人难以接受。
北洋时期，张宗昌虽有财力，却缺少鉴赏兴趣；张学良事务缠身，也没有及时介入。故宫方面同样想收藏，却受制于经费。关键时刻，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出面筹款，与友人合力购下毛公鼎，暂时保住了它留在国内的可能。
叶恭绰并非把毛公鼎当作炫耀家产的器物。他懂金石，也明白这件器物对中国古文字和礼制研究的意义。天津沦陷后，他携鼎前往香港避难，沿途始终小心遮掩，不敢让外人知道真实情况。
这段经历中，最危险的并非路途，而是身边人的贪念。叶恭绰的姨太太潘氏提出分卖毛公鼎，并以向日方告密相威胁。叶恭绰表面答应，暗中却让侄子叶公超把毛公鼎转运上海，准备寻找机会交给国家保存。
事情很快败露。潘氏将消息告诉日方，叶公超被捕后遭到严刑逼问，但始终没有交代宝鼎下落。叶恭绰四处托人营救，甚至动用重金疏通关系。日方提出条件：放人可以，必须交出毛公鼎。
叶恭绰没有交出真鼎，而是请人制作了一件仿品。仿品做工精细，日方一时未能识破，叶公超因此获释。这个细节后来多次出现在相关回忆中，但具体经过仍有不同说法，不能把所有传闻都当作完整史实。
为保住毛公鼎，叶恭绰耗尽家资，最终将其卖给上海商人陈永仁。陈永仁靠承接日伪军需积累财富，抗战后身份败露，仓促逃离。1945年，沈醉等人搜查其住所时，发现毛公鼎竟被当作焚纸炉使用，器身已有烟火痕迹。
毛公鼎随后落入军统系统，实际由戴笠掌握。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机由青岛飞往南京，飞机在南京西郊岱山失事，戴笠身亡。毛公鼎的去向也因此再次引发关注，后来被送入中央博物院，最终随文物迁往台北，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重要收藏。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