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2月，江西南昌，蒋介石盯着赣南地图，桌上摆着的不是某个军阀的电报，而是红一方面军在根据地不断扩大的情报。对他而言，这场战争的性质，正在悄悄改变。
此前的蒋介石，真正警惕的是张作霖、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人。那些对手手里有成建制的军队，控制着大片地盘，随时可能在政治和军事上挑战南京政府。1929年至1930年的中原大战，参战各方投入兵力超过百万，蒋介石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这场争夺中央权力的较量上。
那时的毛泽东，远没有这样的分量。秋收起义后，部队转入井冈山，人数不多，装备简陋，甚至曾在地方武装的袭击下遭受损失。红军不与优势敌军硬拼，更多依靠山地地形、群众支持和机动作战求生存。
蒋介石的判断并非毫无依据。国民党军政体系掌握着城市、交通线和较完整的后勤资源，而井冈山根据地只是偏远山区的一块立足之地。南京方面早期所说的“进剿”“会剿”，往往由地方军队、保安部队或附近省份的部队负责，并没有把这看成一场全国性决战。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并不是一开始就拥有成熟的军事力量。他在井冈山时期面对的难题很多：部队如何补充，粮食如何筹集，伤员如何安置，地方关系怎样协调。红军能够留下来，靠的不是单纯的勇猛，而是把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和土地政策结合在一起。
这正是蒋介石后来感到棘手的地方。军阀之间的冲突，核心多是地盘、军权和政治位置，谈判不成还可以停战，失势之后也可能下野。红军提出的土地革命，却直接触及农村社会的利益结构。它不只是与一支军队作战，而是在重新组织基层社会。
1930年冬，蒋介石开始亲自部署第一次“围剿”。国民党军调集约十万人，企图依靠兵力和装备优势压缩中央苏区。毛泽东、朱德没有选择分兵死守，而是集中兵力，寻找敌军薄弱环节，采取诱敌深入、突然出击的办法，在龙冈一带取得胜利，张辉瓒部被歼灭。
据相关回忆，战场上有人主张立即追击，毛泽东却提醒部队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红军要打的是有准备的仗，不是凭一时情绪冒险。这种克制，后来成为其作战指挥的重要特点。
第一次“围剿”失败后，南京方面并没有放弃。1931年春，何应钦统一调动赣、闽、粤、湘等方向的部队，兵力增至约二十万人，发动第二次“围剿”。红军在苏区内线作战，连续出击，打破了国民党军的推进计划。
蒋介石对局势的估计，至此发生了明显变化。毛泽东已不再是偏居一隅的地方人物，朱德领导的红军也不再是可以由地方武装轻易解决的力量。更值得注意的是，红军在连续作战中扩大了根据地，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指挥体系和动员能力。
1931年夏，蒋介石亲赴南昌，主持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国民党军投入兵力约三十万人，作战规模进一步扩大。红军则采取避实击虚、穿插迂回的办法，先打弱敌，再调动强敌，迫使对方陷入被动，第三次“围剿”仍以失败告终。
三次交锋，使蒋介石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毛泽东的价值，不仅在于能够带兵作战，更在于能够把一支弱小武装放进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使它获得持续补充和恢复的能力。兵力可以重新调集，枪械可以不断补充，但基层组织和政治号召力，并不是短期内能够复制的。
不过，蒋介石的认识并不是在某一天突然完成的。对红军的判断，经历了从地方治安问题，到区域军事问题，再到政权竞争问题的变化。第一次“围剿”失败是警报，第二次失败是证明，第三次失败则让这种判断彻底摆到南京决策层面前。
遗憾的是，蒋介石虽然看到了毛泽东的威胁，却没有因此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此后的第四次“围剿”、第五次“围剿”，战局又出现不同变化，中央红军最终于1934年开始长征。毛泽东也曾经历指挥权变化和战略挫折，并非一路取胜。
真正让蒋介石难以摆脱的对手，因而不是某一场战役里的胜负，而是毛泽东能够在失败后调整路线，在压力下重建力量，并把军事行动转化为政治动员。蒋介石看见的，起初只是山里的几万人；等他确认那是一场根本性的竞争时，双方较量已经远远超出了江西的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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