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四川秀山县车田村，段苏权将军沿着山路寻找一位老人。49年前，他曾在这里负伤、藏身，也差一点把性命留在山洞里。村庄早已变了模样，熟悉的道路难以辨认，他只能一处处打听李木富的下落。
那时的段苏权，已经是军队高级干部。可在车田村人的记忆中，他曾是一个脚踝中弹、浑身是血的年轻红军。更准确地说，是李木富夫妇冒着杀身之祸，把这个小红军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1934年秋，黔东一带战事紧张。红二、红六军团向湘西转移，段苏权所在的独立师奉命留下牵制敌人。部队只有八百多人，枪支也不充足，只能依靠机动作战，在二十多天里连续作战，尽力为主力争取时间。
掩护任务完成后，独立师遭到敌人报复性围追。一次战斗中，段苏权在梅江场附近被冷枪击中，子弹打碎了脚踝骨。他起初仍坚持骑马前进，鲜血却一路滴落。战士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最终只得把他抬上担架。
部队自身难保，伤员更不能继续随行。师长王光泽经过权衡，只能提出一个残酷的办法：把段苏权留在附近村庄养伤。留下，意味着与部队失去联系，也可能落入民团之手；继续带走，则可能拖累全队突围。
段苏权没有争辩，只说：“师长，你带队伍走吧。”一名十八岁的红军政委，就这样被战友抬到车田村。王光泽后来不幸被俘，在酉阳县龙潭镇牺牲，独立师也未能保存下来。
李木富原本是裁缝，家境贫寒，靠种地和替人缝补维持生活。看见红军上门时，他当然明白其中的风险。村里人劝他不要惹祸，他却没有把伤员推出去，而是先将段苏权安置在自家附近的山洞中，用稻草铺地，再想办法弄来食物和草药。
民团很快得到消息。次日清晨，他们逼着李木富带路，在山洞里搜出段苏权，抢走他身上的三块大洋，还准备挥刀杀人。刀锋将落时，李木富突然喊道：“莫造孽啰！图了财就行，莫害人家性命！”
这句话未必能真正改变民团的凶狠，只是带头的人曾找李木富做过衣服，才没有继续下手。民团离开后，李木富夫妇更加小心，白天不敢久留，只能趁无人注意时送饭、送药。
李木富的妻子杨桂花懂一些医药。她不敢明着打听，只能回娘家时旁敲侧击，记下治疗伤口的方子，再到别处抓药。药铺里的苏医生渐渐察觉异常，追问之后得知实情，非但没有告发，反而常常多给一些药材。
那段日子并不体面。山洞阴冷潮湿，段苏权伤口化脓，大小便都难以自理。李木富夫妇送来的红薯稀饭越来越稀，后来甚至连续几天没有送来食物。段苏权明白，这不是他们狠心，而是这个贫困家庭已经快要断粮。
他决定离开，不再拖累恩人。脚伤稍有好转后，他用双手一点点爬出山洞，沿着布满石子的山路爬向李木富家。等夫妇二人发现他时，他的膝盖已经血肉模糊，几乎无法动弹。
锅里只剩一碗稀薄的红薯粥。段苏权醒来后，看着憔悴的夫妇，知道自己不能再留下。李木富请苏医生帮忙找人做了一副拐杖，又把竹筒挂在拐杖上，方便他沿途讨食。临行时，段苏权回头喊了一声：“爸、妈！”
从此，他拄着拐杖上路。那不是普通的返乡路，而是一段靠乞食、躲避搜捕和不断求助才走完的生路。他曾在茶洞镇攒下两千多枚铜板，却被人抢走；又因身份暴露，被老乡提醒赶紧逃命。
后来，他在湘西王村找到一条运米船。船老板原本不愿收留这个跛脚乞丐，段苏权便拿起笔，在纸上写下“湖南茶陵人”几个字。船老板见他字迹端正，意识到此人绝非寻常乞丐，便让他搭船前往岳阳。
1935年7月17日，段苏权在攸县皇图岭车站遇到茶陵人刘维初。刘维初开着一家小豆腐店，听完他的经历后，将他带回店里，替他洗澡、换衣、看伤。段苏权这才逐渐恢复行走，也终于有机会给家中写信。
回到茶陵后，他并没有安心做普通人。1937年9月，他从一名返乡老兵那里听到红军的消息，便借来军装和证件，辗转前往太原寻找部队。任弼时见到他时，惊讶得半晌说不出话，因为组织上早已认定他牺牲，还为他举行过追悼会。
归队后的段苏权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来担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1950年，他派人到茶陵寻找刘维初，帮助其子求学成才，也邀请刘维初到北京生活。刘维初不愿闲居，仍回到熟悉的劳动生活中。
段苏权一直惦记四川的李木富。1983年，他终于来到秀山寻找恩人，却因山村变化太大，未能当面相见。后来，地方党史人员根据线索找到李木富。得知老人希望村前修一座桥，段苏权出资建成，乡亲们把那座桥称为“红军桥”，把当年藏身的山洞称为“红军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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